首页 -> 2006年第3期
“馒头血案”将了谁一军
作者：陈 冲
陈凯歌要起诉胡戈，告诉的案由是“侵权”。耐人寻味的事儿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是先耳闻这件事的，觉得那确定无疑地是要告胡戈侵犯了陈导的名誉权。然而，看了报道方才知晓，非也，人家告的是侵犯著作权！区区对法律一向半知不解，只能眼巴巴等着看后续报道。很快，律师们出来说话了。然而，不说还好，一说，更糊涂了。有的律师说肯定侵权，有的律师说肯定不侵权。稍后，一位据称相当权威的人士说话了，说的话也相当权威：究竟侵权不侵权，得以法庭的判决为准。您瞧，多明白！
我就想，既然明白人说的明白话说了等于白说，那么像我等这种不明白人，说一点不明白话，起码是自个儿过了脑子的，或者反倒有点儿实在的内容？
先说自个儿觉得被侵了权的电影《无极》。这电影我看过。坦白讲，不是花钱看的。为什么？因为事先有个判断：这电影看一看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就行了，不值得花钱去看。还有一层，就是我有一个原则，凡是以“视觉冲击”为标榜的电影，一律先不从大银幕上看，为的是知道一下它除了“视觉冲击”以外，是否便一无所有。总之，不花钱地看过以后，除了证明“幸亏没有花钱去看”，别的真是没话可说。直至“血案风波”闹起来以后，我才倒回头去想了想，觉得这电影倒是肯定不存在侵权问题。它确实有点儿似曾相识，但你绝对指不出来哪块儿像张三，哪块儿像李四。即使说某些地方涉嫌模仿，但稍一细想，便是模仿也仿得不像。既然不像，就无法指认模仿的对象。再者说了，它本来就是个商业类型片，二流以下的类型片，同一类的片子彼此有点儿像，原属正常现象。如果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或许可以批评它实在缺少一点原创性的东西，但就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标准有多么驴唇不对马嘴，认真的批评家，绝对不会向二流商业片要艺术原创性。这个片子的故事倒是有些怪怪的，不过细究起来，类似的情况此前早已有过若干个了，且皆非出于任何原创性，只不过是这些导演们不幸都比较欠缺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的能力。
再说那个被指称侵了权的《馒头》。看这个片子，想花钱都不知道把钱给谁。技术上，可以说要啥没啥。论声音，配音不对口型。论画面，模模糊糊，跳跳蹦蹦。《无极》具有的优点，它一概没有。然而，反过来，《无极》没有的，它却有，那就是无可置疑的原创性。用这种形式、方式来进行的文艺批评，并且把批评做得如此一矢中的，一箭封喉，如此切中要害，如此有说服力，如此让人觉得痛快淋漓，真是难得一见，无妨说前所未有。就是胡戈本人，让他再做一个，料也做不出来。在我看来，原创性的极致之一，就是这种不可重复性了。没错，我是把《馒头》当作一篇文艺批评——影评来看的。从这个角度看，它与《无极》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两者之间唯一的相互关联，仅在于前者是对后者的批评。假如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某部小说，我基本上不用担心因为和原作都使用了方块汉字而被追究侵权。《馒头》的麻烦在于它不是文章，而是视频短片，并且确实高比例地使用了它所批评的那部影片的视频素材。如此这般，倘若当事双方真的对簿公堂，对法律半知不解的我，还真是不知道会鹿死谁手。如果我们的著作权法并不关心表达的意思是否相同，只看表意所使用的工具是否相同，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生活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法律却无法把所有的可能性都预先考虑到。但是，如果法律竟然一面对毫无原创性的东西给予保护，一面认定富有原创性的东西侵权，有问题的就不是著作权法，而是它赖以成立的法理了。
那么，“馒头血案”等于是将了相关法理一军。当然，做这颗棋子的是胡戈，走出这步棋的是陈凯歌。
话说回来——这样才公平，逼陈凯歌走出这步棋的，还是胡戈。作为影评，《馒头》确实把《无极》给批评“熟”了，这才把陈凯歌惹到生可忍熟不可忍的地步。不就是一个馒头吗？然也。当这个曾经已被吃掉的馒头，又“完整地”作为呈堂物证重新“出现”时，没有一个观众会认为这个馒头不是那个馒头，认为它是一个伪证。当然，同样也不会有一个观众认为这只是导演的一时疏忽。记得《拯救大兵瑞恩》上映时，媒体上介绍过该片曾被本国观众挑出过十来个错。那可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啊。怎么？世界标准的“世界级导演”十个都错得，中国标准的“世界级导演”反倒一个也错不得了？这是胡戈必须回答的问题。他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好极了。毕竟视频不是文章，他这个回答是由多种因素合在一起共同来完成的。我这里只举其中两个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其一，是他使用了电影中的相关画面作为自己的素材，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是那“原来的”画面，才产生了这么直观的“视觉冲击”力，和如此强烈的逻辑说服力。然而，很不幸，这个涉嫌侵权。不过，其二，则完全是胡戈的原创，那就是这个短片的片名。“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不用说，关键词是“引发”。如果让我用文字来阐释，我愿意理解为：不是说这个故事的哪个环节胡编乱造，而是说这个故事本身整个儿就是建立在胡编乱造的基础之上，是由一个胡编乱造的前提“引发”的。
然而，这只是在说《无极》吗？
叫我说，陈凯歌至少犯了一个估计错误：人们对《馒头》反应如此热烈，并非全是、甚至基本上不是单冲着《无极》去的。一个《无极》还没有那么大分量，足以激发出那么大的民愤。真正的原因是，一段时间以来，在国产影片中，尤其是在那些被炒得烫手的国产影片中，胡编乱造者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大了。您别忘了，那不是纪录片，那是故事片。故事片不能给观众讲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就好比木匠刨不出一块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的木板。电影也不是绘画。画家画不圆太阳，可以说那是变形，画不像人手，可以说自己专工翎毛花卉；故事片的故事不合情理，就没有这么方便的借口了。最普通的观众都知道，情节、细节可以想象，可以夸张，可以“超现实”，可以魔幻，可以武侠，可以童话神话，但故事必须合乎情理，必须符合生活逻辑。理论家可以把这个问题弄得很高深，普通人感觉这个差别却很直觉。没人认为小说《西游记》是胡编乱造，就是这个道理。
话又说回来，人们的反应全是冲着这些电影来的吗？恐怕也不尽然。电影嘛，尤其是商业片，它进入市场了，就是商品，买与不买，全在买家。它胡编乱造，咱不看，不就全齐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假冒伪劣，多了去了，人们除了恨它的制造者和销售者，更恨该管部门的监管不力和徇私枉法。
所以我又想，前面说“馒头风波”是将了相关法理一军，其实带着相当的虚拟成分。陈凯歌扬言要起诉，和真的到法院递诉状，完全是两回事儿。按一种说法，律师界和影评界毕竟不太一样，影评界可能对一部烂片一致叫好，律师界却不会众口一词跟陈导说你准赢。那么，“馒头风波”将了影评界一军，那可真是实实在在地将了一军。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对那么前赴后继地不断出现的胡编乱造片，居然没有发出一声能让观众听得见的“不”字，同时却有那么多“著名影评家”在那个“界”的种种场合悠然怡然晃来晃去，要说始终不会激起一点点公愤，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话说回来——这样才公平，指控影评界完全是骗人，也有点冤枉。媒体上经常报道某某影片举行“看片会”之类，那其实就是一种提醒：有一种人，不仅不是自掏腰包买票，而且还是被“请”去看那电影的，这种人这样地看了电影以后做出的评论，你说是可信还是不可信？问题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偏偏缺少一种叫做“自省意识”的东西，一个人上了当，往往不去反省自己为什么会上当，而是毫不犹豫地张嘴就骂让他上当的人。
这样一想，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也就不必再往下想了。因此，当平面媒体开始介入这个肇始于网络的“风波”之后，“风波”立即开始变味，也就不奇怪了。变味以后的关键词，是“恶搞”和“自娱”。在这个新开创的语境里，所谓的“恶搞”，非自今日始，往后还会更普遍。“恶搞”又是一种“自娱”的方式，而“自娱”则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如果以为这是在替胡戈的侵权之嫌开脱，那就太天真了。在我看来，这正是某些被将了军的“界”所做出的反应，意在淡化乃至消解《馒头》的批评意义。《馒头》之所以能形成一场风波，既非因为它是一次好笑的“恶搞”，亦非由于它是一次能让胡戈特别开心的“自娱”。胡戈后来又做了一个《春运帝国》，制作技术有所提高，但没有多少批评意义，自然也就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确实只是一次供自娱的恶搞了。
前面我曾把《馒头》说成是一则“文艺批评”，那么被它将了军的，就不止是影评，自然还有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各种文艺批评。当然，《馒头》的作用仅限于将了一军。各种门类的文艺批评，在同一时期内，程度不同地患有同一种病，是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单就文学批评来讲，即使病得还不像影视批评那么重，恐怕仍然得说病得也不轻。随手举个例子吧。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居然要开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何满子先生所写的表示异议的文章，竟接连被退稿。我之所以特别点出“何满子先生所写”，是因为以先生的资历和名望，其一，决不会存在“言之不成理”之类的问题；其二，退稿的决定不可能是草率做出的。有此二端，可见取舍之间决非出于见仁见智，只能说是咄咄怪事。
《馒头》能引发一场风波，是好事，且有其必然性。但同时还有另外一面的必然性，那就是闹腾一阵，再有人转移目标，人们的兴趣淡了，热情冷了，然后——就一切照旧了。或有某种改变，那就是“恶搞”和“自娱”的顺势而起的流行，成为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