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
作者：韩石山
答：先得界定一下什么是恶人。坏人大都是恶人，恶人却不一定就是坏人。像书序中提到的那位朋友，说我是恶人，我就笑着承认了，他要是说我是坏人，那我可就不依了。说恶人就不一样了，我确实批评了好些在他人看来不该批评的人，大家都一团和气，别人都能忍就忍，你想说啥就说啥，既不因名高而有所畏惧，也不因权重而有所规避，按现行的社会规范说，当然就是个恶人了。
这本书里收的文章，最早的在20年前，主要还是这七八年的。1989年我出过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从那时到现在，再没出过单本的评论集，年龄大了，总想着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出本书。正好有出版社愿意出，可他们只愿意出批评的，还得是尖锐的，没办法，只好编了这么一本。实际上，这些年，我写得较为平和，偏重于艺术分析的批评文章也不少，也足可编这么一本。因此上说，不是我看准了什么时机，实在是凑巧了，正赶上这么个批评不景气的时候，万木凋零，也就一枝独傲了。
问：取《谁红跟谁急》这个书名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还是有其他考虑？
答：书编起后，起过几个名字，有的是我觉得不贴切，有的是出版方不同意，都放弃了。这个名字，是我不知怎么一下想到的，觉得也还新颖，有趣，就用了。这是人家骂我的话，也可说是嘲讽我的话。把对手骂语或嘲讽语拿过来作书名，也不是什么新招，林语堂的《剪拂集》、鲁迅的《三闲集》用的就是这一手。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书名，会这样惹人注目，当初想到这个书名时，确实还有另外的考虑。你细细把那个红字品一下就知道了。但这话不能明说。我不敢说他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红，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有这个意义上的红。跟这样的人急一下，不也挺有意思的吗？
问：你曾经做过县委副书记，现在仍然是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这些担任行政职务的经历是否对你嬉笑怒骂风格的形成有影响？如果有，都是些什么影响？
答：这些经历，对我的批评风格的形成，可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前，我还担任过几年的副镇长（当时叫公社副主任）。包括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些职务，都是徒有虚名，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当回事。这些职务，都是我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担任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熟，轻狂不起来了。真正对我这种性格有影响的，是我的出身和我的经历。我出生于晋南一个殷实的农家，小的时候，爷爷和父亲都是国家干部，但同时我们家的成分又是富农，自懂事时起，我就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努力学习，将来在社会上才有出路，否则只有回农村一条路可走。万幸的是，我在1965年就考上了大学。我说万幸，那是真的，当时考试时，把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放在一个教室里，那个教室，就我一个考上了。1970年毕业后，去了吕梁山里教书，一待就十几年。我们这几届学生，通常叫“老五届”，是没人看得起的，好些人“文革”后又考了研究生，才算是改换了门庭。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买书读书，写《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时，参考书刊百余种，几乎全是我的藏书。你想想，一个人，背负着这么多的历史的屈辱，或者说历史的使命，一旦有了可以说话的机会，他会怎样的坦然，又会怎样的凶狠？我写了这么多批评文章，好些还是学术性的，几乎没人接招，绝不是人家怕我，是我的批评几乎没有不在理的，论证几乎没有不严密的。谁接招只会自取其辱，把小窟窿戳成大窟窿，让自己更丢人更败兴。再就是对一般的反驳文章，我也很少再反驳。我知道，他们再凶狠，都凶狠不过我。自己伤了人，也让人家伤一下自己，从轻重上说，并没有吃亏。
问：你曾说“我有时候写文章，不一定是觉得对方有多大的不对，而是觉得能写一篇好文章就写了”。这种不吐不快真成了一吐为快的时候，是否也有压力或顾虑？
答：在写作上，我崇尚唯美主义，即便只有一两点道理，也要把文章写成最好的文章，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都非常讲究。一定要它，是一篇批评文章，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酒桌上，我常跟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是，“道理是你们的对，文章是我的好”。听者多是哈哈一笑。他们知道，说老韩什么都行，只是别说文章臭。有时候，我并不是觉得对方全错，只是觉得抓住某一点，可以写一篇好文章就写了。所以，对我的有些批评文章，千万不可认真对待，只要能说句“这家伙会写文章”，就是对我的最高赞赏了。从写作上说，天下只有两种写作形态，一种是文章成全人生，一种是人生成全文章，我这一生（六十岁了，可以说一生了），前半生是文章成全人生（如不是会写文章，我现在还在吕梁山里教书），后半生是人生成全文章。前者可说是为人生的艺术，后者可说是为艺术的人生。
在写作上，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压力，该写什么就写什么，但这并不等于我没有智慧。比如跟前的人，我就不写批评他们的文章，甚至对山西的人都不招他惹他。有时候朋友让写篇吹捧的文章，明知意思不大，也会奉命去做。对外地的那些“红人”，就不客气了。我的底线是，再怎么说，你总不会率一彪人马打进娘子关吧，而我又是很少出去的。见都见不上，客气个什么。
问：“批评不全是起于仇恨，还有可能是缘于情谊。”从汪曾祺、王蒙到贾平凹、韩少功，您挑选批评对象的标准是什么？
答：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批评家，也没有想过当一个批评家，当了批评家，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我上学是个各方都说得过去的学生，大学上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了吕梁山里，为了改变自身的境遇，才开始写小说，因为写小说只要有纸有笔就行了。最初写评论文章，是因为到南方某市看望一位朋友，交情原就不浅，这次又盛情招待，喝酒间，他说某人写他的一篇评论文章没说到地方，他不太满意，我便说，回去我给你写一篇。那时我还没有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但我知道我是不写，要写就差不到哪儿。回来就写了篇万字长文，写了就寄给《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就发了。什么都不能开了头，开了头就刹不住了。
批评从来不是我的主业，可说是捎带着做的事儿。先前我是写小说的，后来写散文、随笔较多，进入90年代后，就开始研究现代文学，写人物传记了。十几年间，写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寻访林徽因》等书。像《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样的书，仍可说是我主业之内的事。要说我的成绩，该说这些。现在一说就说我是个批评家，实在让人丧气。就像一个农民，满地绿油油的庄稼人家看不见，只夸地畔上长的几棵狗尾巴草还清秀可爱，他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写批评文章，我很少着意挑选批评对象。常是遇上了就写一篇，或是哪儿要得急了，就写上一篇。这类文章，思考也许好些天，写起来再长也是三两天的事，完了就丢开不再去想。好在现在的中国文化界，要找个写批评文章的对象，简直太容易了，仿照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说句大话吧，可谓“环滁皆山也”，至于哪儿“林壑尤美”，那就看我这会儿是醒着还是醉着，就是醒着，还要看是不是有写批评文章的兴致，要是手头正在写《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样正经的书，就是再可恶的人与事，再有意思的文章，也不会去写了。因此，可说那些让我写了的人，实在也是他们的造化。至少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品与文品，都当不起我的清妙的文笔。
问：你回击指责你借“红人”炒作自己的说法，“依我的年龄和地位，需要借他们炒作吗”。但不管您同不同意，在一些读者眼中，确实不如你“急”的大部分对象著名，你的书名也暴露出您自己起码现在并不算很“红”。你知道，年龄和地位与是否炒作并无必然联系。那么你是否打算进一步澄清“炒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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