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悼念“典型”
作者：毛志成
具体地说到文学，尤其是小说，濒于消亡或已经消亡的东西中就包括“典型人物”或曰“典型形象”。前些时候和近些时候，呼喊“推出精品”的声音颇高。但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精品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塑造出典型任务。而目前突出问题恰恰是：有能力塑造出典型形象的作家和作品日趋大减，近于没有了。笔下的人物，也只是人物而已，至多只是些有这样那样“不平常之处”的角色而已。有些人物，虽然可以成为“类”，但很难成为“型”。
而“型”哪里去了？乐观的说法是：被日益先进的社会冲刷掉了，淘汰掉了；悲观的说法则是：被模式化的性格磨蚀掉了，窒息掉了。而没有能力创造典型、塑造典型，而有大逞才气、大造名气的作家，最乐于去玩的把戏是什么？只能是推销文字本身，而推销的目的也无非是“捞”而已。面对这样的文学状态，为“典型”写一篇悼词就似乎很有必要了。否则，精品尤难催生。说来说去，搞文学的最高能力之一是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今天的作家，这样的能力显然已经大大退化。
读尽中外文学史，在读者心中特殊闪光的，往往是一个或几个极具个性（当然也是从共性中提炼出来）的人物。那样的人物，因其是由“个别”和“一般”共铸的结晶体，是“这一个”和“这一类”（或“这一群”）的共通有机体，故而使人既能共同呼吸又感受到新鲜的气息，因之也就构成了“型”。这样的“型”，粗略地数一数就能数出一大串。外国有唐•吉诃德型，葛郎台型，于连型，聂赫留道夫型，柯察金型等等。中国则有孙悟空型，曹操型，关羽型，武松型，林冲型，贾宝玉型等等。后来才出现了内涵最深的阿Q型。不过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论，创“型”、造“型”能力最强的应属《红楼梦》。书中涉及到的人物虽然数百上千，但能以“型”名之的不过十个左右，如贾宝玉型，林黛玉型，薛宝钗型，贾母型，贾政型，刘姥姥型，晴雯型，焦大型，薛蟠型等等。再后来，革命文学兴起，才出现了朱老忠型、杨子荣型、林道静型等等。
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之后，出现了以各式“乔厂长型”为代表的一批人物。随之又出现了王朔作品中的某些“灰色幽默”型或“黑色幽默”型人物。再后来呢，老实说，太多作家写出的太多人物虽然可以成为这样那样的此“类”彼“类”，创作向制作、复制的演化。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文学之外的社会原因了。一股又一股以物质为大神、以经济为元帅、以利益为主旗、以欲望为帆舵所鼓荡起的狂潮，足以能冲刷和磨平海上一切有独立棱角的礁岩，使之逐渐碎化成、磨平成、滚动成圆滑的鹅卵石。而有机会被涌到岸上的圆润鹅卵石，只要它有特殊的闪光度，使人觉得有观赏价值、捧玩价值、购买价值，就可以成为名作、名家。
“型”在退化，在消亡．这固然可以用“大潮如此，顺之者昌，无人可阻”来解释，甚而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为此去唱颂歌：个性差异的消逝，个性事物的共性化，是人世间进入平等化、同流化、共融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理应为之欢呼。这话也许是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别是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看，是否也近于一种悲哀?这也很难说。创造不出典型性格、典型人物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无发现力、最无探索力、最无表现力、最无干预力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往往也是只有价格而无价值的文学，是只有自娱性、自宠性而无自律性、自尊性、自重性、自励性的文学。当然，也是最不费劲儿(也包括挣钱不费劲儿)的文学。说得再刻薄一点就是：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一经与创造典型无缘，文学创作到底还有多大用，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当然，任何作家都不必苦苦地、刻意地去强造典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没有足备的发现能力、认识能力，提炼能力、表述能力去完成“型”的创造，这又是另一回事！有些“型”，用不着再去创造，将前人之作(如(红楼梦))中的典型人物移植一下，嫁接一下，发挥一下，膨胀—下，也有可能成为有名的“新作”。我敢说，到眼下的现实社会中去找阿Q式的人物，去找伪贾宝玉，伪林黛玉式的人物．去找贪官贾雨村式的人物，去找薛蟠那样的恶少、泼皮式人物，几乎亳不费力。用“现代文学”的金去镀一镀，也很可能成为“新型”人物。
但现代就是现代，能否在现代生活中发现和创造出果真新鲜的典型人物，这才是最重要的。文学中的典型无疑不能大批量生产，但又不是绝无仅有，或少得出奇。有的人物，虽然构不成出色的典型人物，但有一点典型性(而且也必须有一点典型性)总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至少要切忌雷同，换事不换人。至于连人物性格、相似事件、诸多情节、某些细节都大同小异，读该人的八部作品与读该人的一部作品无大区别，那就尤为等而下之。某些只会写故事、写怪事、写奇事兼之写些奇特而杂乱意识和情趣的人，时时自吹或被吹为“著名作家”、“火爆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达到典型人物的标格，因之也就难以推出真正的精品。真正的精品虽标准很多，但做为文学重项之一的小说，精品的醒目标准之首便是塑造了出色的典型人物。
什么是出色的典型人物?通俗地说就是许多“一”的总和与凝缩。即：他既是“这一个”又是“这一类”；既是“这一类”又是“这一群”；既是“这—群’又是“这一代”。此外，既是这一民族、这一国家、这—地域的意识个性、行为个性、情态个性，又是我们这一个地球、这一个世界上所有人种的心理共性和人情共性。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推出典型人物的问题上来，尤其是推出现代典型人物的问题上来。对这样的事，我认为不能乐观，有一点悲观未必不是明智的。道理很简单：用货币做为主要旌旗、用实现自我价值做为风向的“现代人”，大风吹来，浩荡天宇，加上各式制作工具的日益先进化，高科技化，便足以将地球上所有高大乔木和特殊树种吹得匍匐在地，或异化为叛离原生态、趋于反天然的机器加工物。树如此，人尤如此。典型人物的至高品质是具有天然性、本真性、原创性、自在性。想在跟下这样的世界上去发现和寻觅自生自长、自由存在的原生物种，包括人，只是一种虚妄式的奢望。谁越是自标为“我有创生能力”，谁就越近于吹牛，近于自欺欺人。此时，远不如虔诚地写一篇对原生物的悼词，更近于清醒睿智。基此，也许更加有为。在原生物濒于消亡、高品位典型人物日趋谢世的今天，文学若是仍想大有作为，有较强的影响力，应该做些什么?我看想想这些，也算是做了正经事。眼下的文学，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正经事?我想了想之后，姑拟几条设想：
一，典型人物虽少，甚而濒于绝迹，那大多是文学界、文学业自身的事。死死地盯住文界、文业本身，注定连半个典型人物也创造不出来，加工不出来．而到又广又深的尘世之间去看去摸，而且百分之百地忘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我相信仍有可能发现到原生的、野生的、自生的天然之人。这样的人，可以是乞丐，是村妪，是矿工，是幼儿园阿姨或民办小学教师，是恶迹斑斑的大小罪犯或频频救人而屡次蒙屈且又不悔的无名义士，当然也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有衔有位人物。无论其是穷是富，是卑是尊，是愚是智，是善是恶，只要他(她)的行为模样和心思路数很像现代中国人里头的一类，且又特点十分集中，是—类中的一型，就算是扒到了典型人物的边儿。否则，太“—般”’或太“个别”都不能算是典型。怕就怕溺于“一般”或强造“个别”，那样做只能弄出文学作品中的俗货或怪货。
二，弄文学弄不出鲜明生动的典型人物，这也无妨，也有资格去写作，平常人和平常事也有理由纳入文学作品。但必须明白那是平凡之作。切切不要将那样的货色拔高为名作、精品。那样干，只能证明你写出的东西无非是这样那样的注水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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