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外省批评家与批评话语权
作者：宋 丹
“外省批评家”这一提法，是高海涛在班级首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得到了许多同学的认同。在我当时的摘要式记录中，留下了他发言的这几句话——
当前最缺的是以人为本，批评主体意识。
我认为应当关注外省的批评家。……他们的境遇，是中国批评界的缩影。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
批评话语权是徘徊于当代文坛的幽灵和怪物。……批评话语权，不能只靠职务、地位来树立。
后来在一次小组讨论中，我就高海涛引发的话题——外省批评家与批评话语权，谈了如下看法——
高海涛所说的外省批评家，我的理解就是指京城之外的批评群体和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把握批评话语权的。实际上在京城比较有优势有影响的刊物和批评家之间，早已形成小圈子，外省批评家很难打入其中。这就势必造成批评话语权的失衡，话语平台只向少数批评权贵倾斜，从而造成后者充分握有话语霸权的地位。
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坛上的一种奇怪现象：为了扩大名声和影响，很多外省的作家千方百计地攻关，以求得能在京城开一次个人创作研讨会。我并且注意到，其中的作家不乏地方官员……此类研讨会召开后，应邀参加的批评家之“高论”很快见诸报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泛泛而谈，很难见到独到而精彩的艺术阐释或文本分析。但是作家的目的似乎达到了，因为他的作品有了“著名评论家”的点评而泡沫四起……我觉得，这恰恰是当代文坛的悲哀！
其实我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作为一个“外省批评家”，我曾经两次赴京参加过类似的作品研讨会。第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我在某省一个比较偏僻落后的城市工作，有一位作家，也是本地文化部门的主管官员。他战胜病魔，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文学成就，并获得了一系列荣誉称号和奖项……出于对本地区作家的关注，我不仅认真阅读了他的近800万字的全部作品，还发表了关于他创作的计5万字的评论。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在北京召开了他的创作研讨会。我是同当地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官员及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一道，千里迢迢驱车赴京参加此次研讨会的。
会议室布置得可谓庄严、隆重，有关领导和京城许多著名批评家济济一堂。我对诸位领导的讲话倒不是很感兴趣，但对于每位京城批评家的发言绝对是洗耳恭听。可是我越听越失望，他们都大谈特谈该作家创作精神是如何可贵，对于通俗文学创作也应当充分重视起来云云，很少能涉及到该作家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和评判，更不要说是充分把握与深刻透视了。显然，他们并未读过该作家的书。
所以说穿了，他们实际上是为了红包，在应付差事。在这种背景下，批评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已丧失殆尽！但他们占有相应的批评话语权，这并不妨碍研讨会纪要很快见报，批评家依然著名，被研讨的作家很快被忘掉。
我第二次赴京参加某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是在三年前的夏天。该作家和我比较熟悉，提前两个月把他已出版的5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和一部散文集寄给我，并告之研讨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当时我的教学工作非常繁忙，杂事又多，但我还是挤出时间十分认真地阅读了他的全部作品，然后写出七千来字的评论文章。该作家也是当地较有名气的作家，他的攻关能力很强，拉来赞助，最终促成了这次研讨会的召开。
到场的京城批评家个个气宇轩昂，每位都可以称作重量级的大腕。主办方还邀请了京城有关媒体的记者，入场时即可得到各种资料和红包。在发言过程中，不时可以听到“还没来得及细看（作品）”，“只是有个大致印象”之类的实话实说。更有甚者，发言后即离席，奔赴下一场研讨会也……然而真不愧是京城乃至国内著名批评家，由该作家或作品的某一点挖开，即可以滔滔不绝纵横捭阖，其宏观把握能力之强，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正是有所体验，我在鲁院的小组讨论会上，又接着谈出个人看法——
其实，外省批评家正是外省创作最宝贵的批评资源。一是他熟悉本地区作家的创作情况，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沿革、人文状况与创作态势；二是你一旦信任他，他会比那些京城大腕批评家多花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精力来研究你的作品，然后写出比较地道的评论来；三是只要他具有批评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一定会关注你今后的创作发展，成为你最好的批评家朋友……
但现在的问题是，外省批评家在京城的大报刊上，几乎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权！其实，我们也不能一味责怪这些编辑。一旦有了策划想法，最便利的当然是就近联系熟悉的批评家了！这种状况，应当得以突破和扭转。当下文坛实际上完全可以打破京城与外省批评家的界限，关键在于京城各大报刊的有关编辑与外省批评家之间，应建立必要的沟通与联系。因此，我希望借这次高研班之机，鲁院能架起我们这些绝大部分来自外省的批评家，与京城有关报刊编辑之间联系的桥梁。……
我的话音刚落，马上得到其他同学的呼应，其中尤以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同学为甚。这个问题引起了参加讨论的鲁院副院长王彬的充分重视，说一定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
果不其然，院方很快就为我们这些外省批评家“求真务实”，邀请到京城有关报刊的编辑，于某日下午召开了专题座谈会。记得当时是扬沙天气，这些编辑可谓风尘仆仆前来鲁院。他们是：吴子林（《文学评论》）、付小悦（《光明日报》）、孟辉（《读书》）、沙慧（《文艺理论与批评》）、舒晋瑜（《中华读书报》）等。此时周玉宁同学则以《文艺报》编辑的身份和他们就座于台上。
一番有礼貌的推让之后，编辑们分别介绍了各自报刊的情况，包括栏目设置、编辑意图、来稿要求、近期安排等等。同学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副主编）、王晓莉（《星火》编辑部主任）、石华鹏（《福建文学》编辑部主任）几位，也介绍了各自刊物的情况。我们这些“外省批评家”，都直言不讳地谈出自己的看法。记得我当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回归批评本真、谋求批评发展的共同努力中，我们必须打破京城与外省批评家的界限。……现代通讯手段如此丰富、迅捷，只要诸位编辑给我们打个电话，发条短信，或在网上联系一下，我们肯定会认真对待的！……究竟是叫真儿的批评还是硬凑合起来的批评，读者是完全清楚的。……况且，我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结业后就要回到四面八方。当你有新的编辑或策划意图时，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来自东西南北中而非京城一隅，其效果是明显不同的。……当然，我们期望能与编辑们达成信任与共识，并建立长期的联系与合作关系。……
最后的话语类同外交辞令，令人啼笑皆非。……这次座谈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到后来，同学们谁也坐不住了，纷纷前去索要编辑们带来的报刊和互赠名片。
如今，我正在单位进行着紧张而繁重的教学工作，然而在鲁院学习和研讨的生活片断却如缕缕阳光，不时地闪烁在眼前。浏览去年5月以后在京城内外的报刊上，经常见到我们班同学的批评文章，感觉十分亲切。其实，“外省批评家”要想争取到批评话语权，关键在于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但如果全国各地都能积极创造鲁院式的批评氛围，实乃文学批评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