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还有我这个“重要读者”呢
作者：冯 越
自我感觉，我肯定是个“重要读者”，因为我喜欢看《文学自由谈》，也很仔细地看《文学自由谈》。比如刊登发奖消息的这一期（2006年第三期），我这双贼眼，只用一只眼就看出，封面仅有五六十个字，却错了一个字：“两个星系不曾相交运行之谜”，最后一个“谜”字印成了“迷”（顺便说一句，目录页也印错了，正文倒没错）；还有重要作者金梅先生的那篇文章，题目与正文对比，少了一组引号，少了两个字。没有像我这么仔细看书的吧？这是封面哟，相当于人的面子，相当于住宅的装修，应该是有一个代表性的高度的。至于正文中的差错，也被我看出若干，如老子故里所在的亳州，有一处印成了“毫州”，还出语曰“两大哲人，出于厮地”，应该是“斯地”才对！后面还有一处，也是把“斯”用成了“厮”。老子若梦中惊起，只好叹息“斯文扫地”了。中国字那么多、那么难写，写错了不稀奇，尤其是现在用电脑打字，大多数人不学五笔字型，光用个拼音对付，在同音字里选择，百密一疏，总会有错；但错字漏过编辑的眼，就多少稀奇一些了；这之后又撞上了自以为“重要读者”之贼眼，就奇上加奇了。
从与《文学自由谈》的渊源来看，我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读者”。从1998年开始阅读《文学自由谈》，感觉特别好，于是就往编辑部汇钱，把1995年以来的旧杂志都给补齐了，细细阅读，并把这叫作学生面临高考前的“恶补”。老实说，对别的书别的杂志，我还真没下这么大的气力！从冯主编读到任主编，从每册5元读到6.5元，20年里读了11年，你说我这个读者重要不重要？
也就是在多年阅读之后，我的感觉，与你们颁发以“重要作者”称号的王蒙先生的感觉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我也想说和他完全一样的话：“在我们的阅读里，有《文学自由谈》与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文学自由谈》果然是相当自由！比如这一期，前面封定了李美皆是“新锐作者”，后面却有一篇批驳她的文章；前面把王蒙和韩石山都封为“重要作者”，不料却有一场窝里斗，韩石山的《〈谁红跟谁急〉辑前小语》，里面列举的批评对象就有王蒙。重要作者何满子发了一篇《这不是反了么？》，反对肯定作者张爱玲的作品，而后面的另一篇，则多少有些肯定，以前几期肯定的就更多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坛，这才是一个生动着的文坛，这才是文学里面的自由谈！
其实也不光是这一期了。《文学自由谈》一直禀承着它的办刊方针，基本上可以算是无为而治，没有禁区地发表了关于文学方面的各种言论，让文坛显得热热闹闹。物理学中讲有“布朗运动”，是说各种分子在作无规则的运动。单个分子的运动是没有规律的，但大量的分子运动起来，就显示了这一物体的温度。正因为《文学自由谈》上有各种言之有理的说法，单个看来杂乱无章，但却便于人们能把握文学发展的总体。如果硬要事先划定出一条轨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反而不符合文学发展的总体规律了。周扬，姚文元，总想给中国文学划出轨道来，结果又是如何呢？
经过一番“申办”，估计我要得个“重要读者”的称号不会遭到太多的反对了，起码现在还没有人说话反对。人心就是得寸进尺，我还想说一说对这次评选的看法。
一是拙劣无文。什么叫“重要作者”呀，这是个什么称号？我们知道苏联（我可不加个“前”字）有“功勋演员”，谁听说过“重要演员”？清朝时搞科举，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总算是有个好听的说法，怎能就那么叫“重要”呢？这可怎么往奖状上写？连个好词也想不上来，真是江郎才尽，让文坛笑话。
二，我就要进而评点获奖者了。先评韩石山。我觉得韩石山特别、特别“重要”。韩石山以他敏锐的眼光，尖刻的言辞，带动我们去看文坛里的最新鲜之事，知道了文学的焦点之所在。自从有了他的妙文（或曰酷评），不知多少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心虚自危，行文写字格外小心，唯恐露出破绽，被韩石山之贼眼抓到，挥拳出击。工厂里有了质量检查员，产品水平大幅度提高；韩石山俯视文坛，如鹰击鼠，南征北战，挑起事端，不是也在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吗？大自然里狼总是要吃羊，可是它吃的只是老弱的羊，跑不动的羊，有毛病的羊，这就客观上帮助了羊的物种淘汰。
三，李国文荣获评选的第一名，“功勋作者”。他的文章构成了《自由谈》之一景。正因为如此，我也对李国文先生产生了仰慕之情，又去细读了他的其他作品。他的长篇小说《危楼纪事》我是收藏的，写“文革”中的种种怪象，入木三分，文字亦庄亦谐，兼得记实派与意识流的优点，读后让人哭笑不得，滋味万千，实在是好文章，没他这份阅历，没他这份胸怀，没他这份文采，别人是断断写不出来的！他还有一篇是得中国短篇小说奖的，题目是“月蚀”，里面的主角就是在摆老资格了，写自己参加共产党打过游击战，怎么还成了右派，幸亏当年根据地的老乡还关照着咱。李老比较好的小说，有几篇是发表在《新观察》上的短篇，对转型期间中国社会的观察，比其他人要看得早，看得深。但我不喜欢的书，就是先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冬天里的春天》，上下两册，横跨三十多年，不过就是一个“深挖阶级敌人”的故事嘛！这篇小说在“文革”后会得奖，就是“文革”惯性思维不散的证明。而李老在《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2期还把这当作成功作品来“答客问”，就是颇欠明智之举了。
李老先生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是借古说今，但有时显得小题大做，如这一期的，李白与王维为什么没见过面，整个就是一个猜测，如同《戏说乾隆》、《还珠格格》一样，“戏说”而已。海边沙滩上建塔，是立不住的。由猜测而得出结论，说是他们都想借文才而当官，互相嫉妒，于是互不见面，就离事实相去若干公里了。而李老在《文学自由谈》上所有的文章，一以贯之，就是挖苦当代文人想当官，想出名，互相抱团，相互捧场之类，言辞也过于偏激。钱钟书写《围城》，对中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极力挖苦，但好歹有生动的小说图景，接近法庭里列举的证言证据，事实俱在，叫人无可奈何；李老的文章可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拼命挖苦了，惜乎想象的多，实证的少。当然，也可给点谅解，他写的毕竟不是小说。但有些事按照现在的道德标准，其实也是不算什么的。开个碰头会，见面喝一壶，现在工人农民也是这个样子的呀！几千万人都在活动评职称，明摆着就是需要自己给自己唱赞歌，你不自夸，职称上不去，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上哪儿清高去？再说，写东西的出了一部作品，总得有点儿销量才行，不闹出个动静来，谁来买呀！
“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古代人的事。我是想得个“重要读者”之桂冠，写了这么多，多有得罪，看官不妨一笑。我最后想说的是，如果《文学自由谈》就这么办下去，实践文坛上的言论自由，我会永远把“重要读者”当下去，得不得奖，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