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还说周扬
作者：周景雷
按说依我这个年龄还没有太大的资格对周扬他们那段历史来论长说短，一是在研究周扬的时候，我并不占有全部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资料的缺乏往往成为我在研究周扬时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搞研究就是这样，不能因为资料缺乏就停止了。二是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对那时的文艺界的斗争缺乏体验。我出生的时候，周扬已经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而稍省世事之时，周扬已经撒手人寰。
因为要研究周扬，所以近些年来我阅读了很多东西，也写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前后发表了四篇文章。当然除了最近在《书屋》上那篇外，大都谈的是周扬的文艺思想。但谈周扬的文艺思想，又得知他的人生经历和文艺活动，尤其是他在历次文艺斗争中的活动。所以像何满老在文中所列举的有关文章我也都读过，对那段历史，尤其是周扬的“所作所为”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我觉得研究周扬，要区分开他的文艺思想和他的政治活动。尽管在中国左翼文艺发展史上，政治和文艺始终纠缠在一起，但在那些懂得艺术规律的人那里，他们会有自己的认识的。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认识不便表达，于是形成了“地下创作”的格局。
我以为，周扬是懂文艺的，即便在《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也涉及了一些文艺问题，只不过因为过于左倾，而失去了本体性。研究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的发展是绕不开周扬的，正如在做这些研究时绕不开胡风、冯雪峰一样，他们都为马列文论的中国化做出过贡献。周扬在文艺理论上始终关注的是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路向和茅盾、胡风、冯雪峰等都大不相同，但不能不承认他于此所作出的努力和实际成果。《周扬文集》已有五卷出版，尽管印数不多，流布不广，但绝对不都是“狠整知识分子的动员令”和“讨伐令”，对于文艺问题还是有一些真知灼见的。不错，周扬晚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确实是王元化、王若水等人起草的，但以此断定“周扬本人那点水平还写不出来”则未免有失厚道。我觉得这不是周扬晚年“想挣扎着向舆论卖好以图东山再起”，确实是提出了已经存在了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周扬在文艺本体问题上一直想按自己的想法提问题，只是由于性格原因和政治原因而不了了之。比如据茅盾回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严文井写了一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写一个大后方出来的青年学生适应不了抗战前线的生活环境，最终退却。这部稿子最后转到了周扬手里，周扬又将之转给了远在重庆的茅盾，并写信说这样的小说在延安不可能发表，请茅公在重庆设法出版。我曾寻找这封信，未果，但我相信茅盾所言不虚。我的意思想说在延安座谈会以后，周扬对《讲话》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
当然，周扬在“做人”上是很不成功的，正如何满老文章所言，他在历次文艺斗争中的表现，尤其是在“整胡风，整丁玲，整雪峰”的运动中的表现，都是他人生中不光彩的一面，这些运动中的当事人、亲历者或者历史不原谅他、不饶恕他都在情理之中，而且周扬也必须为此负责。即便是我，在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激愤之情也油然而生。不过这些毛病不是他的文艺思想。如果因此而去全盘否定他的文艺思想似乎不是很合适。
对于我来说，周扬是个历史人物。因为离得稍远，所以就没有切肤之慨。因为我只把他作为过去了的历史人物，所以在研究时就心态相对平和。《周扬与法捷耶夫》一文，我只是本着自己浅陋的认识去写，主观上并不想歌谀或者贬抑，我觉得这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我们还都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伤痕小说，近来又出现一些小说，也写“反右”、“文革”之事，我曾将之命名为新伤痕小说。两者之间有一个区别是，前者的情感诉求十分强烈，是政治控诉，后者则是把政治作为文化背景，显示出很有前景的自我承担的度量。我觉得这些作家的写作姿态很值得研究。他们不是没有看到那个时代的荒诞、血腥和残酷以及人生存的荒谬性，而正因为是为了看得更为清楚，他们才使用夸张、幽默等手段使其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拉开距离，放稳心态。很多事情，如果远距离观瞧，可能效果会不一样。我研究周扬时心态正是如此。但研究周扬不是写小说，尤其是周扬离我稍远，又是特定的历史人物，我不能使用夸张、幽默等手段，使他在“自食其果”之后再踏上几脚。
我说了上面的话，自己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心怀忐忑，唯恐伤害了那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如果真的这样，那绝不是我情愿的。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