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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应持平常心
作者：讷 言
所以我认为，现在重新研究国学(主要是儒学)是应该的，是明智之举。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对儒学也不能顶礼膜拜，像现在某些新开的国学院，每日要对孔子像行鞠躬礼。更不能像“文革”时期对待某领袖、某主义，感情化，无理智，达到迷信的程度，动不动就喊万岁，最最最。近日我看到《文学自由谈》上毛志成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最是儒学能治世》。(2006年该刊第1期)首先这题目就不寻常，足见作者为文时的过激心态。请看他自己对这个题目的解释：“我本来想以《儒学万岁》为题写此小文，随后又觉得此文过激，会惹恼太多的当代文人才子，而那种惹恼又无大意趣，故而题目换成上述模样。”我觉得虽然《儒学万岁》换成了《最是儒学能治世》，但改变不了“此文过激”的主旨，“万岁”也好，“最是”也罢，一看就是“文革”老调。只不过把迷信领袖换成了迷信孔子，迷信主义换成了迷信儒学。
促使毛先生想喊“儒学万岁”，并最终写山了“最是”文章的利好消息无非两条：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国际性的“孔子教育奖”；二是国内某权威部门要编写一部《儒藏》，这样他就兴奋了，“欣然命笔”了，写出上述“激”文．毛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儒学一度提高到‘独尊’的地位，实际上是社会意志、历史意志的体现和文明人的公意选定。”又说：“提倡并强化儒学，是历史意志，也是世界的选择。”我们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认可，为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而采取的一项文化政策，毛先生却大加赞扬，
信笔发挥，把它说成是“社会意志、历史意志”和文明人的“公意选定”。好像汉朝并不专制，比当代文明人还文明，在公元前140年就会搞“公投”，否则怎能算“公意选定”。
“最是儒学能治世”吗?我看不一定，有的能治了，有的治不了，它并不是那样“神”，因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早就破灭了，谁还相信。比如儒学能提倡男女平等码?不能．儒学能让男女自由恋爱吗?能让寡妇再嫁吗?不能。儒学承认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吗?不能。这已成为定论。儒学能治贫吗？更不能。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主张有知识就行，贫穷怕什么。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别名就叫“穷书生”，好像至今也未改观。再看另一句，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孔子认为不管国家也好，人家也好：不担忧贫穷，主要怕分配不公，我看他就是一个主张计划经济、穷过渡的“共产主义者”。自汉以来，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两千多年多数时间处于贫穷状态．由于积弱积贫过多，中国被弱肉强食的例子举不胜举。就连弹丸之国日本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了改革开放，经济上与世界接轨，我们才摘掉了贫穷的帽子。这时，欧美等国也开始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法国《回声报》副主编，经济学家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写了一本书《当中国改变世界》，书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13亿人口)，有过如此迅猛的增长(每年8％)，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25年)，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欣慰，但也引起了不安。”(《南方周末》2006•2•16B16)请想想看，中国不是由于经济地位提高才引起世界各国的青睐，而是现在才发现中国有最能治世的儒学吗?显然不能这样看问题。我们从改革开放至今用了二十七八年时间，超越了历史上几千年来众多帝王、先贤(特别是孔孟)和革命志士不曾梦想过的事业，这说明了什么?
毛志成先生只是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孔子奖”，他就激动不已。其实外国的赞扬声还有呢，比如1988年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呼吁：“21世纪人类应从孔子处汲取智慧，良有以也。”(见李铁成《孔子之碑》一文，2005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还有个外国人说得更干脆：“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回头两千五百年，要吸收中国人的智慧．”(见吴江(国学再议》一文，2006年1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第5版)还有，目前世界各国成立的孔子学院已达20余处，听来也令人鼓舞。不要再举了，以上几例足以说明中国的儒学确实名闻天下了。但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像汉武帝那样，搞什么“强化儒学”，更不能在孔圣人头上添加不必要的光环，喊什么“万岁”，提什么“最能”，把儒学抬高到“世界的选择”这样的高度。我们一定要知道，外国的赞美，这都是他们看到中国发展了，想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而发出的感慨之言。准都清楚，中国的崛起，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古老的儒学一下子就发挥出无穷的魅力。
“最是儒学能治世”，治世，应该包括治国、治君、治臣，治民，但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治的效果并不理想。我读过易中天先生写的《品人录》，他在这本书中品评了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五位历史人物。他的结论是：这五个人无一例外地成了悲剧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就是与他们有关系的一些人，也都没有好下场。易中天引用黄仁宇的话说：“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易中天先生说，以道德代法制，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只能叫“德治”和“礼治”，因为中国文化否定个体存在价值，没有个体独立人格，没有个人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法制，有的只是儒家提倡的“王道”与“霸道”，也就是欺骗与暴力。如“三纲五常”正是用来欺骗的。易中天品评的五个人物，从秦汉到明清，有农民起义领袖，有男皇女帝，有全权丞相，有朝中大吏，这些人除了有的是诗人、军事家外，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政治家，但他们就是治不好国，治不好世，也治不好自己，因为“德”和“礼”的这把尺子随意性太大了，量了生前量死后，总能找出你的毛病来。
中国的儒学，确实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也不乏可悲可叹之处。这也是历来学界对儒家认识不—的原因。毛志成先生在文中提到毛泽东的诗句：“孔子名高实稗糠”，其实这还算文雅的。“五四”运动前夕，吴雅晖将国粹比作“干粪”，到“五四”时，钱玄同、陈大齐将国学称为“粪学”。对儒学的来回折腾，远的就不说了，20世纪100年中，儒学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现在儒学热升温了，我们对儒学一定要有个平常心态，切记感情用事。
最后我想用易中天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他说；“我们至今还未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科学、客观、冷静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乐观，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但过多地掺入感情，却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危害甚多。”
(易中天著《品人录》285页，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