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恶搞与红色经典
作者：陈 冲
也是据报道，就在八一厂的声明见报的当天，胡倒戈就在网上发表了道歉的帖子，并“呼吁所有的网站和网民不要再下载或传播这部短片”。随后，八一厂表示“看到了他的道歉”，但认为“仅仅道歉是不够的”。这“不够”当中的一项，就是要求胡倒戈“联系那些仍然在播放这个短片的网站，删除该内容”。胡倒戈既已道歉（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道歉即含有认错的意思），八一厂这个要求就是合理的。但是，在过了若干天之后，我仍然从网上看到了这个短片。以我对互联网现状的了解，这恐怕不能怪胡倒戈不作为，而是他做不到。
看了这个短片之后，当然有一些感受。这当中，我想首先应该说，我非常认同八一厂“强烈谴责”里面的一条：胡倒戈亵渎了“八一”军徽。作为一名复员军人，我对军徽怀有特殊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我又产生另外一个想法：八一厂虽是部队建制，毕竟是个电影制片厂，是不是该用军徽做厂标，似乎也是个问题。如果说在《闪闪的红星》年代这原不是个问题，那么在市场化的今天，那厂标也就是商标了。这里我又得赶紧声明，因为已经有若干年没看八一厂的电影，或许这已经是个过时的问题了。
然后，我得老实承认，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出这个短片对《闪闪的红星》有任何不敬的地方。如果说《馒头血案》是借《无极》的视频素材批评了《无极》，《潘冬子》则是借《闪闪的红星》的视频素材，跟那个歌手大赛开了个玩笑。大赛的策划者显然不认为这个玩笑怀有恶意，所以才会在策划会上播放它。他们的确是有些迟钝，没想到这会惹恼八一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别呢？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差别呢？我想，从最直接的层面上讲，这是因为大赛的人们太熟悉网络了，而八一厂的人们不熟悉网络，也不把它当网络问题。
刚学到一个新词汇：视频表达。这个新词汇反映了一个新事物。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同时，在一定的前提（包括限制）下，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表达有多种方式，需要不同的表达工具，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现在的“新事物”，往往就是对这种限制的不断突破。口头表达最简单，你张嘴说就是了，但失语者就受限制。现在已经有了可以让聋哑人“说话”的科技新成果，就是对这种限制的突破。文字表达就复杂一些，特别是当你希望有众多的表达对象时，你的文字就需要有发表的地方，而这种地方远不是供求平衡的。互联网便是对这种限制的突破。至于视频表达，即使在不久之前，还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那绝对是八一厂一类专门机构的专利。ＤＶ的出现使这种限制有所突破，但相当有限；随着电脑技术、特别是视频编辑软件的进步和普及，这种突破又前进了一步。一个普通人，只要有一台中等配置的电脑，和很容易得到的相关软件，就可以实现他的视频表达的欲望或者说权利了（技术含量则是另外的问题）。不过，限制仍然是有的，就是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条件自己去拍摄视频素材，所以目前网上大量出现的视频短片，都是以既有的影视作品中的影像作为素材，通过自己的剪辑和重新配音，来进行自己的视频表达。有趣的是，播出这类短片的网站，大都有一类声明，说这些短片的素材，全部取自“正式的”、“公开的”影视作品，内中不含色情、过度暴力等画面，以此表明它们的“合法性”。当然，这只是网站管理者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是“有法可依”那个“法”。如果陈凯歌真的起诉胡戈侵犯著作权并最终胜诉，那么所有这些想当然的合法就全成了违法。不过，这个“如果”迄今为止还只是“如果”，按网络上通行的“合法性”的实际标准，它是鼓励这类短片的制作者采用“现成的”（即“公开的”、“正式的”）视频影像作为素材的，而自己拍摄的素材，反倒没有了这种“合法性”。我猜想，那可能是因为自拍的影像往往是未经审查的，而且你想接受审查都不知道送给谁审。
无妨说这也算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吧。按司法界的一种说法，对公民来说，凡“法无明文禁止”的，即可以做。然则大略说来，胡倒戈用既有的影视作品作为视频素材制作短片，是可以的。八一厂也并没有指责胡倒戈侵犯著作权。胡倒戈还有一个同类的视频短片，是用电影《铁道游击队》作为视频素材制作的，说的也是青歌赛的事儿，迄今尚未受到任何谴责。不过，这问题还有另一面。虽然我觉得《潘冬子》并没有把《闪闪的红星》怎么样，但我毕竟是局外人。如果当事人，包括作为制片方的八一厂，认为那个短片伤害了自己，那么当然也有表示不满直到“强烈谴责”的权利。而且，我认为这项权利是无可置疑的。
我想质疑的，只是“反对恶搞红色经典”这个提法。这里又要赶紧声明，实际上我非常赞同八一厂的基本思路：不是所有的影视画面，都可以任意用来作为这类短片的视频素材。举例来说，在胡倒戈那个以《铁道游击队》为素材的短片中，让日本鬼子也成了参赛歌手，我认为就非常不妥。在这方面，逐步形成一些普遍适用的、大家共同遵循的原则，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不过，为达此目的，这些原则的表述必须是准确的、严谨的。很可惜，至少在我看来，“恶搞”和“红色经典”这两个词语，都不是准确、严谨的概念，两者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不清、很难界定的。
什么叫“恶搞”？我没有查词典，因为我觉得查也找不到。把“恶”和“搞”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根本就在汉语的词汇组合规律之外。新近看到一则消息，批评日本人拍摄的取材于《西游记》的影视作品，严重地、恶意地对原著进行了篡改和歪曲。日本人这样做确实可恨。但是，我又相当地“丧失民族立场”地想，如果日本人反问：“你们中国人自己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们该怎样回答？没错儿，我指的就是被某些人尊为“大师”的周星驰所搞的《大话西游》之类。那是什么行为？那是对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不折不扣的亵渎。然而，在实际上，却被一些人用“恶搞”一词轻轻带过。但我们也不要过多地责备周星驰，因为他是香港人。在香港被英国人“租借”了９９年之后，要求所有香港人都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民族荣誉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就连民族认同感也是个尚在解决之中的问题。香港同胞经常生活在种种的“两难”之中，往往不得不以一些“模糊”的办法去化解。那么，他们生造出一些词意模糊的词语，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不可理解的了。比如“搞笑”这个词，从最粗鄙的笑话，到很高雅的幽默，都能让人发笑，也就都被模糊在“搞笑”之中，虽然实际上它多数时候是被用来作为对粗鄙的淡化乃至掩饰。“恶搞”其实就是“搞笑”的延伸，从无伤大雅或无关宏旨的恶作剧，到曲折隐晦地对某种意义的消解，直至无意或有意的对某种尊严的亵渎，都可以算在其内。
那么，问题倒在于我们自己了。我们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现成的、词义清晰的词语不用，却偏偏要用那些词义模糊的词语？我能想到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也有过一次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杀戮，那就是长达十年的大革文化命。我们也在“创造”一些词义模糊的词语，“红色经典”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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