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长篇小说的歧路
作者：石华鹏
所以，无论当前中国长篇小说年出版量是八百部还是一千部甚至更多，还是“全民皆兵”都来加入写长篇的队伍，我觉得，出版数量和创作人数都不足以成为我们对长篇小说创作现状表示忧虑和不安的理由，因为市场的标尺、时间的标尺自然会作出裁决，该留下的留下，该出局的出局，我们不必为此杞人忧天。
我是个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还心存理想的文学青年，一辈子写一部让自己满意得愿意带进棺材的长篇小说是我的文学理想，这份理想的萌发，应该说，一定程度上缘自我对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和无尽失望。对当前长篇小说的阅读，我是同自己的部分老朋友——古今中外大师们的经典长篇——交替进行阅读的，这是一种失望感与幸福感交替出现的奇特的阅读旅程，但是，这种读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是当我再踏进书店看到书架上摆满新鲜出炉、包装得花花绿绿的长篇时，我连翻动它们的想法都没有了。
如今，我更愿意从长篇小说内部去寻找我们不满和失望的根源，但愿我们能寻找到长篇小说写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歧路，并在有歧路的地方插上一枝标杆，给途经此地的写作者提个醒儿。
当前长篇小说面临的首要歧路是越写越小家子气。我们发现，如今长篇小说虽然越写越长，动不动就写成一块厚砖头，但小说的气魄和胆识却越来越小，十几二十万字的小说像一个得了软骨病的人，肉有一大堆，就是坐不起来，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也读不起劲来。小说的气魄和胆识是小说的“魂”，是支撑小说行进下去的“精神动力”，长篇小说丢了“魂”，失去了“精神动力”，实际上是写作者在小说中失掉了基本的人生态度，即写作者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不知道该爱还是该恨——是非曲直、爱恨情仇、崇高卑微、罪罚褒贬、毁誉善恶——这些判断与情感，在小说中要么混沌不清，要么稀缺吝啬，我们捧起一本小说的本意是向它寻求积极的人生充实感，它却让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又一次坠入不知所措的云雾里。一句老话讲“文学是人学”，但当前７０％的长篇小说中“人”的判断和情感都没了，哪里还有什么“文学”，一个词似乎可以形象地概括当前长篇小说在“精神动力”方面的缺失，那个词叫——行尸走肉！作者在长篇小说里边基本的人生态度退隐之后，就只剩下琐碎的日常生活了。一些毫无悬念的吃喝拉撒、打情骂俏披着小说的外衣在字里行间大行其道，一股透着小心眼和自私的小家子气便氤氲于长篇小说中。
不久前，我们当地报纸上连载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硬着头皮读了一半还是放弃了，因为实在是“惨不忍睹”，我的阅读忍耐力最终被毫无情感基础的拙劣故事、贫瘠而琐碎的细节以及虚假的行文腔调给瓦解了。此期间，我重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每一次读来，我的心都因为与在孤寂中期待的翠翠不期而遇而变得感伤起来，她让我的情感像雨季来临一样湿漉漉的，这是《边城》赐给我的一份阅读的幸福感。我们为什么会被触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要说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因为作者的“不可言说的温暖”作者的“这点感情”通过翠翠的故事触动了我们。可以看出，《边城》是一部扫光了小家子气的“大”小说。大悲怜、大温暖、大希望便是这部小说的“魂”和“精神动力”。
有人说，长篇小说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就是你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此话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就像一栋大厦的骨架，骨架大小决定建筑物的大小，所以针对写作者的世界观问题，我们的前辈小说大师们用自己的作品给当前长篇小说走出小家子气开出了两味药方：“招魂”和“补钙”。长篇小说有了自己的“魂魄”就有了自己的穿越力量，有了自己的“硬骨”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积极的人生充实感在小说阅读中才有希望得到安妥。
对于长篇小说的气魄与胆识，还是伟大的托尔斯泰说得简洁明了，他说，一个人想要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需要的条件很多，但基本的就是三样：这个人必须站在他那个时代最高的世界观水平上，这个人必须深刻地体验过某种感情并希望将它传达出来，这个人必须在某种艺术领域具有非凡的才能。各位正在写长篇或者准备写长篇的朋友们，你是托翁说的“这个人”吗？或者，你为成为“这个人”做好了准备吗？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个智慧，中篇小说是一个故事，那么长篇小说则是一个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意味着丰富、博大、复杂和多样，长篇小说应该像波澜壮阔的浩瀚大海一样，首先对每个读者产生磁石般的吸引力，然后让读者去见识和探询大海的美丽与丰富。而事实上，很多蹩脚的长篇写作者把小说写得比我们的生活本身还单调，还贫瘠，我们读到的许多小说，都像从同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故事雷同叙述贫乏人物扁平。所以我觉得，当前长篇小说面临的第二条歧路是，小说日渐使丰富复杂的世界平面化、简单化了。
长篇小说平面化、简单化的根源发端于写作者对人们内在生活发现和勘探的无能为力，而仅仅对“日常表面生活”、“热闹生活”等外在状态津津乐道。写作者忽视或者说放弃了对人们内在生活的关注，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来的小说充其量只是一则由表面逻辑推进的感官故事而已。这里，我们并不是否定小说对外在生活书写的合法性，我们是强调，外在生活不能只为其自身而出现，应该为了推动内在生活而出现，因为内在生活是以人性中人的神性而非物性作为推动力的心灵故事，而对心灵故事的描述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永恒的魅力所在。叔本华说：“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什么事情能使人们“兴趣盎然”呢？无非就是我们的内在生活吧。
说到底，当前长篇小说平面化、简单化的现状是概念化、观念化写作带来的必然后果，当写作者为了一个所谓的主题去收集材料、为了一个新奇的理念去打造精致的故事时，小说柔软而鲜活的生命已经命悬一线了，如此建构起来的小说世界很可能因扁平而崩塌。如今，法制使社会善恶分明道德清晰，哲学和科学使世界变得越来越条理越来越明白，此时的长篇小说该干什么呢？我觉得，长篇小说的任务之一是对明晰世界作出模糊解释，小说家应该提醒人们别忘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写过《海上钢琴师》的意大利小说家巴里科说，小说重要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不解释。我们发现，这时的小说家多么亲切，他像个心理医生，它以个体的生命叙事在安慰每一个遭遇生活悖论而正处于矛盾痛苦时刻却被世界忽略的人。
要摆脱长篇的平面、简单让它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世界，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去生活，调动所有感官进入人们的内在生活，去体验深切的生命细节和生命情感，把写作的聚光灯永远投向“人”而不是“事”。当然，这是一句好说但难做到的话，要不，大师为何那样稀少呢？
我们当前长篇小说还在第三条歧路上前行，就趋势来看，短时间内看不到回头或警醒的迹象，那就是创作题材的政治化倾向和犬儒气质。
我因在文学刊物做编辑，接触了不少长篇写作者。前段时间，一位６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将一本他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给我先睹为快，小说写水利战线的一位年轻副局长冲破层层阻力坚决查处他管辖范围内的一桩已过去十年之久的“豆腐渣”防洪工程、最终揪出一批贪污腐败官员的故事。那位作家跟我讲，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故事绝对真实，是哪个地方的哪一个工程他都知道，他还说他写这部官场题材长篇的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和更多的人能看到，引起关注，然后使问题得到解决。我听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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