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堂皇“梦想”下的良心失衡

作者：肖舜旦

　　阅读张颐武先生的大作《在“中国梦”的面前坚定信心》（见《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６第三期）一文的过程是颇具戏剧性的。说句老实话，虽然张先生的名气很大，但我却不大喜欢他的文章，原因是他的文章太故作“深奥”了，学究气太浓，过于喜欢玩弄学术术语。我总以为他是属于那种“有话不肯好好说”的一类学者，一个简单的意思，他硬是要像玩弄语言魔方似的把它们弄得曲里拐弯，极其花哨，极其复杂，把人搞得稀里糊涂，如坠五里雾中。所以对他的文章，我通常只是粗略的浏览一下而已，看不懂就跳过去，从不深究，好在他的文章大都是些非常宏观的长篇大论，总在一些“全球化”，“后现代”一类的抽象名词中兜来兜去，看不懂也就无所谓的。但这次却有些例外，因为在他文章的结尾中，张先生提到了一个很具体的文学现象——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这片子我是看过的，也是看得懂的。无论从艺术、内容还是思想上，这部片子都乏善可陈，平平而已，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张教授的评价简直有些石破天惊：“《天下无贼》中没有那种无可奈何的悲鸣，有的却是一个‘新新中国’的未来，有的是中国的新的价值的被肯定。这里有一个真切的‘中国梦’活力和期望，也是中国人民近三十年的历史选择的必然。”好一个“真切的‘中国梦’活力和期望”，居然就体现在《天下无贼》中，让人顿生困惑。那么，张先生如此赞美而欢呼的“中国梦”的具体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天下无贼》凭什么能独享此殊荣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不得不重新回到文章的开头，开始了对这篇文章的认真而费力的解读。反复研究了好多遍，总算弄清了张先生“中国梦”的奥妙所在了。
　　原来张先生的“中国梦”是针对时下文学热点讨论中的“底层”问题提出来的。而关于目前许多人对文学界忽视“底层”而表示“愤怒”和“不满”这一问题，张先生的态度似乎显得有些暧昧，由于他一贯的语言表达习惯，说话总喜欢绕来绕去的，不肯直说，让人很费思量。张先生先是说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底层”问题“具有重要性”，并说“这些讨论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又说“实际上‘底层’在文学中并没有被遗忘和忽视”，然后说“中国急剧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接下来又说到“打工文学”，说到“打工文学”中的“梦想”，然后便说到了“中国梦”，绕了好半天，我总算明白了张先生一直不肯明说的观点——目前所谓的“底层文学”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没有多大意义的，甚至是错误的完全不可取的。当然，张先生不愧是大学教授，很善于通过文字游戏或玩弄“外交辞令”来表达或掩饰他对“底层文学”的真实看法——不屑和否定，同时依然不失他作为高居象牙塔内的大学教授的理性和优雅，只不过在张先生振振有词、冠冕堂皇的“中国梦”的理论旗号下，张先生还是难以避免地暴露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应有的对于现实底层民众苦难的漠视，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良心天平上的失衡，还有其理论说教中的矫情和伪善。
　　不管张先生在文中如何绕圈子，装婉约，玩深沉，他那种高高在上的对“底层文学”的“不屑和否定”的态度，明眼人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的。
　　比如说，张先生谈到“‘底层’在文学中并没有被遗忘和忽视”的问题时，提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贬斥之意明显，认为“某些作者仅仅将‘底层’的‘苦’加以反复渲染，对于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表现，似乎贫困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除了给‘底层’带来苦难的结果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种文学的关键之处其实在于它的某种消极性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张先生很自信地认为这些表现“底层”“苦”生活的作品是具有消极性意义的，是会产生对现实的一种误解，甚至是歪曲。可见，对这种“底层文学”张先生是不赞成的。
　　对于这个结论，张先生自然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首先的大前提是二十年来“中国急剧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其次，“在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背景之下，‘底层’的生活好像已经和民族的困境脱钩，变成了一个特定阶层和特定个人的命运”，“不再是民族屈辱的象征性问题”。所以，对于“底层”痛苦的描述不能真正表现“让几亿中国人告别了贫困命运的变革”的现实，因而，只能是一种“漫画化和片面化”的描述，“这样的描述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努力的不公正，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的扭曲和片面化”。这些话说得非常漂亮堂皇，义正词严，而且很符合道统意识，只可惜，毫无新意，老调重弹，不过拾人余唾而已。究其实，张先生不过重新祭起了“文革”前以及“文革”时的批“文艺黑线”的“杀手锏”（当然，加入了一套现代语言的时髦包装）——你们这些文学家为什么只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少量的黑暗面，而忽略了更多的光明面？你们为什么只看到了太阳的“黑子”，而不肯赞美太阳的辉煌？为什么只看到一个指头的残缺，而无视九个指头的健全？涉及到具体作家的话，还可以这样问下去：你丁玲为什么不表现延安火热的时代精神风貌，而要表现解放区微不足道的“阴暗面”？你沈从文为什么不表现现实生活中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要描绘那些虚无缥缈的湘西风情，人性爱欲？你赵树理为什么不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那么多积极正面的农民形象，而偏写什么“中间落后人物”？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张先生不至于如此咄咄逼人、简单蛮横、张牙舞爪，毫无艺术水准的。我前面说过，作为大学教授的张先生说起话来始终是很理性、很优雅、也很婉约、很深沉的。只不过，再如何“优雅、理性、婉约、深沉”，本质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即都认为文学家不该只是消极地表现生活的阴暗面，而应该积极地表现生活的光明面，表现生活的主旋律。
　　为此张先生特别列举了他认为真正能体现“底层”意识的“打工文学”来正面说理。很可惜，张先生在这里没有列举具体的作品名称也没有介绍作品的具体的内容，所以，对张先生在此极力推崇的“打工文学”的真实性我们也无法论定；但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些表述中明白张先生理想中的“底层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张先生对这类“打工文学”的溢于言表的满意和赞扬是让人很容易就能感觉得到的。
　　张先生首先断定这些“打工文学”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因而写出了“打工者的心声”，然后就说明这些“打工文学”“它所展示的世界似乎和我们看到的作家写作的‘底层文学’大不相同”。如何不同呢？那是因为这些作品虽然也写到了生活中的真实的苦难，却始终抱有对生活的“梦想”，而且，“这些打工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于生活怀有信念”，“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张先生高度赞扬“打工文学凸现了我们在思考‘底层’或弱势群体的问题时的一个关键的盲点。我们常常忽视，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一个依靠自己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在这一切曲折而繁琐的论述之后，又来了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语——“这说明我们有时的判断未必切合实际。我们有时容易用一种民粹主义的想法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简单地强调民粹式的对于社会问题的简单化的解决而不是创造性的解决”，“我觉得上世纪９０年代的‘社群’文学所表现的那种‘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寻找沟通和对话，创造和谐而不是分裂，上进而不是悲情，面向未来而不是营造怨恨的可能似乎更加值得我们所有关心中国的文学和中国本身发展的人们关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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