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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斋读思录续集》自序
作者：董 健
然而令我对自己深为不满的，还不只是文字写作上的“跬步”，而主要是在“读”与“思”上的“跬步”。要读的书很多。可是我读得太少，于是产生连环反应：对问题的思考总是深不下去，使得认识的提高十分缓慢，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认识的提高十分缓慢，致使对问题的思考总是深不下去。记得《跬步斋读思录》刚刚出版时，《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有一篇书评称我为“跬步斋里的思考者”，当时虽然觉得有些僭越之嫌，但也不由得心中窃喜，很是得意一阵子——中国的文化人居然还能思考，多么不易、多么可贵啊！然而当我今天来认真检点一下自己“读”与“思”的成果时，却禁不住汗颜了。贤明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在这本“续集”里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如大学精神与教育腐败等等），以前大都谈过，认识上并无明显的突破与提高，颇有些祥林嫂式的絮叨。只不过因为所指摘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而且其中有的还愈演愈烈，所以我的“絮叨”还能得到读者朋友的理解，而这本“续集”的出版也就自然不会是全为多余的了。
我把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分为五组：“说大学精神”、“招戏剧之魂”、“世相偶揭”、“谈文说史”、“序文选编”。内容互有交叉，分类并不严格、准确，只是大体上分分，以便于读者检览而已。文章体式亦杂，有长有短，或似论文，或似随笔，还有的是演讲的记录稿。不过，它们在“絮叨”中都有一个共同、相通的“调门儿”。譬如谈文化问题，我已经非常厌烦多年来那些“中”、“西”之分与“社”、“资”之辨的老框框、老调调了。这样的“分”与“辨”决非教我们分辨真理与谬误，而是用文化民族主义的迷魂汤，叫国人糊涂了一百多年，使我们固守了某些不该固守的祖传“家法”，而放过了许多本可给我们民族带来新生的好东西。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不多多从人类文化的共同、相通之处着眼，去发现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各民族共同、相通的文化价值呢？其实，全球人类，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其共同、相通之处远远大于相异、相逆之点。我还是相信歌德老人的说法：人类最重要的区分不在地域、人种与民族，而在文明与野蛮。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其最优秀的部分（优秀与否应以人为本）必然最具普遍性，亦必将是属于全人类的。
就拿“人道”、“民主”、“自由”的精神来说吧，我们长期“习惯于”说它们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其实这些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是有过的。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叫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他没出过国，也没读过洋人之书，当然无从得知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人道”、“民主”、“自由”的思想。但他在晚年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一系列渗透着这些思想的政治主张。这就像古代东西方都喝酒、唱歌、听音乐，并没有“谁学谁”的问题。只是“康乾盛世”下的专制主义使黄宗羲的思想得不到实现而已。再往前推，据熊十力先后考证，在《春秋》与《周官》记载的法制中，就有“由人民公意公选行政首长之法”。（《中国文化散论》），只是由于帝制之下专制主义的特别盛行，这些好东西被泯灭了。然而在古希腊，这些东西却得到了正常发展，到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又进一步将其完善化、系统化了。等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这些思想以崭新面貌传到中国，那些固守文化民族主义的人，一派说，“一点不新鲜，中国古已有之”——他们在表示“不屑”的同时，却回避了“于今已无”的事实；另一派则说，“非我族类，戎心必异”！按照后者的“逻辑”，就把这些可贵的价值观念都推给“他者”，推给了“资产阶级”，再后来是推给了“修正主义”，这些“推”都是为了拒绝之、排斥之，因为这些价值观念的反面，正是专制者所赖以生存的“家法”。回到朴素的常识上，谁都能看得清。汽车、飞机、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东西，不都是“资产阶级”用过的吗？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也来用上一用。同样的道理，“人道”、“民主”、“自由”这些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价值准则，思想观念以至由它们派生出来的种种“费厄泼赖”（Ｆａｉｒ Ｐｌａｙ，光明正大的游戏）式的规则，“资产阶级”也都用过，但并不妨碍我们“社会主义”也来用上一用。所以我一再强调，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其最优秀的部分必将是属于全人类的。
最后，我还要感谢沙叶新为此书作序。最近我读到朱厚泽纪念胡耀邦诞辰９０周年的文章《建设阳光政治》。他说：“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我们的文化、艺术、文学，更应该成为“阳光”的。沙叶新就是一位为“阳光文学”、“阳光戏剧”作出卓著贡献的作家，如他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随笔《宣传文化》等，均可谓“阳光文学”之经典。有沙公之文冠于拙著为序，我深深引以为荣。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６日于跬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