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秀才人情纸一张
作者：罗文华
说近，那可真不是一般的近。孙犁、梁斌和方纪，不仅是我的作者，不仅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且——先说孙犁，刚解放一进城就在《天津日报》工作，直到去世也没办离休手续，而且主要是编文艺副刊，与我是同报社同部门的同事；再说方纪，曾经是本报文艺部(我目前所在部门)的前身——副刊科的科长，他的夫人黄人晓也是我们文艺部的编辑；三说梁斌，他与《天津日报》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的夫人散帼英退休前是我们报社的办公室主任。不必说，孙犁、梁斌和方纪的子女，我也大多认识。
这还不能算近，因为这毕竟是人缘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这个层面更为重要。孙犁、梁斌和方纪这三个老头儿，不约而同，都很喜欢我。喜欢的突出表现，是对我直言不讳，肯掏出心里话。举个例子，孙犁对我说，天津文化界谁谁我不感兴趣，不想见；到了梁斌那里，他就说谁谁不好，是思想问题；再到了方纪那里，他就说谁谁不好，作品不好，人品也不好，有一次在书画展现场，他当着我的面，激动得差点儿拿拐杖把一幅他认为作品不好人品也不好的作者(一位领导)写的书法从墙上挑下来。
这三个老头儿喜欢我，信任我，才有如此表现。要知道他们都比我年长五十来岁，在他们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小孩；要知道他们不只写下了新中国文学经典《荷花淀》、《红旗谱》和《挥手之间》，他们还都有很深的政治资历——他们都很早就投身革命，梁斌是正部级干部(作家极少能到这一级)，方纪早就够副部级，孙犁晚年也得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在他们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小兵。虽然我与他们在年龄和资历上相距甚远，但由于他们对我喜欢和信任，我就不用改掉倚小卖小的坏毛病，说话办事无所顾忌，所以彼此打的是一种放心、轻松和愉快的交道。
有文学史研究者认为，解放区作家，或从解放区进城的作家，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说实话，我原先也是这样看的。然而，孙犁、梁斌和方纪动摇了甚至改变了我的看法。也许，他们是其中的特例吧。仅以字画收藏论，孙犁家里有陈师曾、齐白石的画，方纪写字盖的印章是齐白石给他刻的，梁斌更是收藏过足够重量级文物的海派大家虚谷的手卷。依现在的市场行情看，这些东西绝不是一般文人所能玩得起的。无疑，他们当年很有眼光；或许，他们是以“秀才人情纸一张”的平和心态对待这些东西的。
秀才人情纸一张，或者有时再说得吝啬点儿——秀才人情纸半张，多指文人之间一张字、一幅画、一封信或一本书的过往，含有“礼轻情意重”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难得孙犁、梁斌和方纪，不仅早年有着相似的经历，而且晚年有着相同的爱好——或钟情翰墨，或迷恋丹青。以我多年的观察，晚年的孙犁以写作为主，书法为辅；梁斌以书画为主(其中又以绘画成绩更为突出，有评论家将他的画与其堂弟、大画家黄胄的画相提并论)，以写作为辅；方纪则更是全身心地投在书法上，还当过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因此，很多人都以得到他们的一张字、一幅画、一封信或一本签名书为荣耀。在我的印象里，孙犁、梁斌和方纪虽然赶上了市场经济，却从未卖过自己的书画作品，但他们对好朋友却是蛮大方的，该送就送，天津文化圈儿里很多人都收藏有他们的手迹。
我信实了“秀才人情纸一张”的真义，所以虽然机会很多，但是却所获寥寥。还是先说孙犁，我只求他为我的散文集《槐前夜话》题过书名。他十分爽快，当场拿毛笔写了一横一竖，供我选用。当时百花社刚刚推出新版八卷本《孙犁文集》，孙犁看上去很高兴(孙犁自己说过，当他接到出版社送来的这套书时，“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那么，我所见到的就是他的“满足感”了)，问我有没有这套书，我说已经有了，他提示我，愿意为我的这套《孙犁文集》签名，但我总想有机会再说，所以一直没有再去麻烦他。再说梁斌，我给他写关于他绘画的专访，在他的书房兼画室里采访他一个下午，他边画边聊，如果我张口要一张画，那肯定没问题，但我认为采访毕竟是一种工作状态，此时要画不太合适，今后还有机会，所以就此作罢了。梁斌的《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规格很高的首发式和研讨会，我也与会了，看到很多人都请梁斌在书上签名，我想我就别跟着凑这个热闹了。三说方纪，我与他接触最多，一年之中光是参观各种书画展就能碰上十几次，但越熟悉，就越觉得不着急求字，所以一直也就没求。但是，我家有他的字。我太太结婚前在书店工作，她经常帮助方纪买书，方纪曾经送给她二十来幅书法作品。1999年我搬家后，我太太整理家里存的字画，找到六七幅方纪的书法，特意挑出其中的一副大对子给我看。我一看，吓了一跳：以前真是熟视无睹，怎么没意识到方纪用左手写的字会这么好!
孙犁、梁斌和方纪去世后，我在搜集他们资料时特别注意他们的手迹，因为这些手迹已经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朋友知道我的这一点点特长，就拿来他们收藏的孙犁、梁斌和方纪的手迹，让我辨认字迹，或解释含义。前几年，在天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月末举办的拍卖会上，出现过几幅梁斌的画作，起拍价并不高，只有一二百元，有朋友想买，就让我鉴定过。三年前，方纪的同乡、青年书法家刘运峰兄告诉我，广东路靠近人民公园的一家小裱画店正在出售十几幅方纪书法，价格也不贵，每幅只要几百元，我便去看，发现出售的不仅是方纪的真迹，而且有的还是精品，便动员和鼓励同去的青年书法家朋友刘运峰、张绍文、赵飙、傅杰等每人买了一两幅，他们都觉得很值，我也算给流落于市场的方纪书法找到了知音。
正是因为有了与这些老文人们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经历和资格，所以我十分讨厌和蔑视那些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向老文人们索要手迹，然后靠着这零缣寸楮来抬高自身、招摇过市的人。鲁迅说过，凡有名人弃世，总有若干闲人争相攀附，谬托知己，这是足以令逝者不安、生者侧目的。冯雪峰、瞿秋白、萧军、许寿裳等，都是与鲁迅十分知心或亲近的人，但《鲁迅全集》里很少或者没有收入鲁迅致这几位的信，我们能够据此认定鲁迅与他们的关系不好或疏远吗?同样，《孙犁全集》中收与没收孙犁写给他的信，也并不能说明他与孙犁关系的远近亲疏。据我所知，亲近而没收的原因有几种：第一，没有，因为话孙犁已经当面说了，或者托人传达了，没有必要再写信；第二，有信，但没拿孙犁当名人，没有保存意识，找不到了；第三，有信，也没丢，但不愿有攀附名人之嫌，所以没有提供。去年姜德明先生送我一本《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里面收录了天津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金梅先生四十多年前与茅公的几封长篇通信，态度认真，内容丰富，而且讨论了一些实质性问题，我认为，像这样的信才能证明通信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显现通信者双方或一方的文学或文化地位。大家、名人也是人，他们都有应酬，都写过应酬信，信中的只言片语往往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那是到不了“秀才人情纸一张”的境界的。清高也好，淡泊也好，作为文人，还是应该提倡和恪守“秀才人情纸一张”的本义的。
孙犁、梁斌和方纪，业已离我们而远去了，天津和中国不再有这么有性格的文人了。我们痛感，我们所缺失的，是与他们的精神联系，而不是他们的一张字、一幅画、一封信或一本书，更不是他们的零缣寸楮、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