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抑郁是一种专利
作者：李 更
以前不觉得，认为抑郁不过是生气的一种，或者不高兴的一种，好像只有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永元公开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许多人才知道这是一种神经病。
说神经病当然有点过了，按照中国人比较不刻薄的说法是精神病。不论怎么说，都是一种病了。中国人从来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是神经病，其他什么病都好，哪怕爱滋病、癌症、非典都可以，就是不能得神经病，中国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骂法就是骂人家是神经病。
神经病什么时候成为中国人的瘟疫，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在西方国家，各种精神类的疾病和感冒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且对精神疾病尤其关怀，专门配备有心理治疗医生。
珠海以前有个集团，先是经销电脑，后来是卖水。操作者特别会忽悠，说这水如何如何能使人健康，发了大量的广告，果然生意非常好，可是我在采访他们员工的时候发现，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这种水，自己的员工也不会喝这水。他们赚了钱又想搞房产，一个大厦，连个地基都打不起来，他们甚至用国歌国旗为大厦做广告，还是不能挽救骗局，以至于上当的香港、澳门人专门到珠海讨说法。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大老板，怎么连一幢楼房都建不起来?要知道，珠海随便一个搞房产的老板都可以建大厦，而这位大老板却连一层楼也建不起来，这不是明显的问题吗?最有趣的是，当这家公司在珠海倒闭之时，有关方面想去查封他们的财产，结果发现他们的办公大楼都是租来的，可见其一开始就准备恶意逃债了。
但是事情有时就这么奇怪，高智商的人常常被低智商的把戏所惑。这个老板东躲西避了几年以后，谁也不敢相信他在上海人帮助下又站起来了。上海人那是何许人也?那是东方的犹太人呵，精明得不能再精明了，怎么会被鼓惑呢?
原来，是该死的失眠症降低了上海人的智商。这老板在水里放了安眠的东西。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失眠症是典型的城市病，越是大城市，得的人越多。换言之，失眠人越多的城市，越像现代化城市。上海人舍得在离婚官司上花钱，舍得为解决失眠问题花钱。
失眠引起的抑郁，蔓延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包围了我们。被抑郁打垮的上海人，成就了别人一个巨大的商机。
崔永元说，聪明的人容易得抑郁症。我按照他这个思维寻找下去，发现爱好文学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文学家常常是一些神经过敏的人，他们的发散思维太强，特别善于联想，联想好的事情没有关系，联想坏的事情那可就容易钻牛角尖了。
我发现，得抑郁症的人通常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知道自己的不足；
二：对自己要求过高；
三：经常有挫折感；
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知道自己某些问题本来是好事，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行为。但是，对自己的毛病过于清醒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常常因为放大自己的过失而自责不已，以至于形成病态。有时，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自己的生活形象糊涂一点才是。
对于领导、同事对自己的批评，不要急于改正，黎巴嫩诗人哈里尔·纪伯伦有句名言：有时，捍卫自己的错误也是对的。因为错误和真理一样，总是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期是错误的做法，说不定在另外的时期是正确的；在这个单位是错误的做法，在那个单位却可能是正确的。
要把自己看低一点，不要老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样子。乌龟是最没有追求的一种动物，它的要求很低，从来不进攻，所以它长寿。翻看历史，伟大的人物通常总是进攻型的，但是进攻型人物短命的居多。
对自己有要求是可以的，但不能要求过高。在不经意之间达到的高度，才是合理的高度，才是愉快的高度。苦行僧似的工作是没有意思的。
曹禺晚年，一直想再在戏剧界火一把，自从他20几岁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总是想百尺竿头，但直到死也没有超过20几岁的自己，为此，他的晚年噩梦连连，把自己搞得很是痛苦。
其实这真是没有必要，张爱玲都说过，成名要趁早，你曹禺成名那么早，多幸福啊，多少作家一辈子都达不到你的高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这一点，张光年就做得很好，他是靠《黄河大合唱》早年成名，成名以后，他再也没有刻意去写什么了，满足心使他生活愉快，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如果强迫自己再去写什么，也许还会坏了自己即有的名声。
挫折感，是人人都会有的，关键是你怎么去处理。有的人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这样就会加重自己的挫折感。而曾国藩就把自己老打败仗总结成“屡败屡战”，这就有了积极的意义。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开脱，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处世态度。
抑郁症让我们过早地失去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徐迟、三毛、顾城、海子、昌耀……这些名字实在太长，自杀成为他们谢幕的方式，我不能明确了解他们的问题，但我知道在这些名单中，还应该加上广东作家杨干华的名字。因为我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好多年，也打了多年交道，我早就应该写一点他的文字，而其实，他并没有帮助过我什么。
海子自杀的时候，有个文学中年嘲笑地说，这个25岁的文学青年想靠自杀出名。这个文学中年在成了文学老年以后竟然评上了一级作家，可他所在的单位的人都不知道他写过什么。这是对于海子的另一种悲剧。客观上，海子果然成名。
我想杨干华肯定不是想靠自杀成名。实际上，他已经是广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小说得过全国性文学奖，在广东，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连文学青年的资格都不配。
他就是对自己要求过高，我们曾经有过几次深入交谈，他一直苦于自己没有能够进入全国文学爱好者的视野而抑郁。他有部长篇小说三部曲，第一部写得相当不错，但在第二部就写得相当艰难，出版以后没有多少反响，甚至连自己供职的单位也没有什么人看，这对他的自信心是相当的打击。他一直想努力写出第三部，却不知道怎么突破，在寻找各种写法时，他严重地失眠了。
我一直敬重他的使命感，因为广东作家很少像他那样执着于文学，他不是靠文学沽名钓誉，他是真想给广东文学历史留一点东西。他十分热情地为许多文学爱好者写评论、作序，但有时又陷于一种文学江湖之中。有一段时间，某地为了繁荣文学，搞了不少评奖，由于那些奖受某些附庸风雅的官员操纵，评出的作品和人物就像王朔笔下的“三替公司”操作的喜剧。他是主要评委，我曾经找他交流过意见，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不是不知道作品的好坏，而是比任何人都知道作品的好坏，他太明白这样的评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他只有苦笑，因为当地有关方面待他不薄，所以他只好“存在就是合理的”了。
明知不可为而为，知道是不正常的事而不能正常地指出来，是造成他抑郁的另一种原因。
他去世前不久，一位朋友到珠海他还拉我去吃饭，三人谈了半天的文学。甚至在他自杀前两天，很晚了我因为什么事和他通电话，他还告诉我在找药，因为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从美国买回的药也没有用，他说非常痛苦。
他刚刚活了一个甲子，死后，却没有出现作品热销的场面，他似乎很快被人忘记了，就是他生前帮助过的不少文学青年，也没有什么纪念文章出来，本省作家协会后来出了不少作家的书，却没有为他出一本。
在珠海，只要我发表了文章，他都要找去看看，并且经常要打电话和我讨论，斟酌一些细节。但是他没有为我写一个字的评论，因为我的文字火药味太浓，他不好表态，这一点我非常理解。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十几年以前，他是广东作家中少数口头赞扬过我的人之一。
在现实中无法完美自己的人，也就不必要在现实中完美自己了，重要的是在幻想中使自己的精神完美。
我现在想起来，那些疯狂地热衷于游戏的人，就是想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梦想，可能，这也是抑郁症的一种吧。
不要有太强的使命感，不要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自恋总比自责好，这世界怕就怕认真二字，要经常暗示自己就是好样的，要对自己取得的一切成绩持满足心态，这样就不会轻易被抑郁症打垮。
不要被抑郁所控制，相信我，抑郁是有责任的人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