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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李美皆的“荣耻”秀
作者：姜 瑛
责 编
两年前，李美皆女士在《文学自由谈》甫一亮相即获“碰头彩”，此后频频出击，迅速成了批评界一位身手矫捷、枪法刁钻的巾帼猎手。李女士不但善于捕捉任何一位出现在自己视野中的“猎物”，而且敢于“命名”，不吝“大话”，比如“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比如“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比如“精神环保与绿色写作”，比如“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仅仅这些头角峥嵘的精彩题目就令人不敢小视。这次李女士更是出奇制胜，竟把舒婷推上“诗歌的荣与耻”的吓人高度强行拷问(见《从舒婷看诗歌的荣与耻》(《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这个过程，想必李女士是痛快极了。
“秀”伊始，李女士先把自己打扮成周润发的老“粉丝”，为周先生在《阿郎的故事》中满口喷饭的样子深表难过：你是周润发啊，怎么可以让自己这样呢?然后面孔一板，向舒婷对准了准星。
我是舒婷的老读者，也是李女士的新看客，舒婷和李女士之间，一位低调的“退役诗人”和一位高腔的“新锐作者”之间，究竟谁出了问题?思忖过后，我想明白了：舒婷很正常，李女士倒有问题。
回到常识
这些年，舒婷转入散文领域而不再写诗，早已不是新闻了。李女士就此高调质疑，既然你舒婷是个“退役诗人”，很久不曾写诗，为什么不自觉地淡出诗坛，还要抛头露面，特别是还要经常出席一些引人注目的国际诗歌节?回答李女士的质疑并不难，只需强调一下“常识”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很简单，舒婷的名字已经被定格在了新时期诗歌史，甚至已经进入了当代文学史，即使永远不写诗，舒婷也是舒婷。对于作家、诗人的取舍，文学史自有一套游戏规则，文学史不是过去评劳模，并不要看你是不是兢兢业业地写到老，写到死。怎么办呢?文学史往往就是这样的“不近人情”。
这个浅显道理，没人相信李女士会一无所知。只是不知何故，李女士心里很不是滋味，话里话外也满是阴阳怪气，“舒婷等于用‘痛哭一晚’换来了‘展览千年”’，“舒婷真该庆幸自己在一个文学上升的年代及时地掘到第一桶金了”，“让人不得不惊叹她的一百三十余首诗歌的含金量之高，以至于享用不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以诗人的名义去享受那些不言而喻的尊荣呢”，“‘退役诗人’享受超过‘现役诗人’待遇的情形太多了”……云云。凡此种种，不仅失态，不仅无聊，也有失李女士本该葆有的水准和境界。
舒婷的诗歌产量确实不高，创作历史也不长，这是事实。舒婷的诗人光环至今没有褪尽，仍在“享受”着二十多年前的成功带给她的许多有形和无形的东西，这也是事实。比起另一些成就卓著却过早去世的前辈或同代作家，舒婷的确比较幸运，这同样是事实。然而，舒婷就该因此蒙羞，而成为被李女士挖苦的对象吗?舒婷为什么要被如此拷问?我想，文学的“含金量”是个硬道理，这谁都没有办法，为此说三道四，只能徒添烦恼，李女士还是调整一下心态，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舒婷“展览千年”、“享用不尽”这种“诗外”的事，以学术诚意和历史态度，思考一下作为新时期朦胧诗潮代表人物之一的舒婷，为那个荒芜、压抑的年代，曾经贡献过什么。
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布苇的美国仁兄曾在1984年发表过《寻找美国精神》一文，感叹当一位美国诗人要比当一位爱尔兰诗人更困难，因为美国诗人没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当一位真正的诗人何止是“更困难”。在那个艺术传统已呈沙漠化的气候里，人与人的关系只剩下抽象的“阶级斗争”，要么是单调的“假、大、空”，要么是可怕的万马齐喑，能“及时掘到第一桶金”，是那么容易吗?
1980年初，我还是一个大二学生，一个机会，我读到了舒婷的《致大海》，那个傍晚至夤夜，思绪便一直处在恍惚之中。“从海岸到巉石，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当我今天再次默读这些句子，更多的是怀着一种感恩。舒婷写这首诗时是公元1973年3月，就在那些不堪回首的结冰岁月，舒婷“先知先觉”地用诗传递出了人性的尊严和灵魂的爱意。现在看来，这首诗，还有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也许》《思念》《会唱歌的鸢尾花》《这也是一切》等，或许已无法惊世骇俗，当时却像荒漠清泉，夜路烛光，滋润和温暖了无数渐枯的心灵，也铸成了那一代读者的金色记忆。
有趣的是，舒婷的诗也曾有过被视为“另类”的遭遇。围绕她的诗，80年代初还引发了一场由《福建文艺》波及全国诗坛的激烈争论，一些人撰文指责舒婷的诗朦胧、低沉、抑郁，缺乏人民大众所需要的积极、振奋、向上的激情，倾向性有问题；另一些人则为之辩护，认为舒婷把时代的大悲大喜转化为独白式的沉吟，以诗的形式曲折地表现了人的尊严和人在痛切中的平静和无望中的坚守。这些争论的话题对于今天已经太过陈旧了，连小儿科都算不上，当时却针锋相对，情绪冲动，有的论者形容“朦胧诗的造山运动给予诗坛理论与创作的冲击，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当一切烟消云散，尘埃落定，历史终于承认，朦胧诗启蒙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身处南方沿海的闽籍女诗人舒婷，与北岛、江河、顾城、杨炼、芒克、食指等北京诗人一道亲手开启了一扇新艺术之门。舒婷却并没有忘乎所以，而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清醒，认为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些类似拓荒的工作，“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献给我的同代人》)
尽管评估舒婷的诗是否具有超越时空的经典意义为时尚早，但我们无法否认，作为时代情绪的一个艺术见证，舒婷的诗无疑有着不可抹煞的精品价值，并已经成了新时期文学宝库的一部分。舒婷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历史使命，即使“退役”已久，还在“以诗人的名义去享受那些不言而喻的尊荣”，也是问心无愧的。我倒觉得，比起舒婷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那些所谓的“享受”，其实并不足道也。
舒婷从来与世无争，一向低调地做人和为文，诗坛却没有因此遗忘她。这些年，舒婷确实参加了不少国内、国际的有关诗歌的活动，但都是盛情难却的，她其实还推掉了不少邀请。而这本来就是一种历史的馈赠。还是那句话，舒婷即使永远不再写诗，也是诗人舒婷。
回到事实
“你是舒婷啊，怎么可以让自己这样呢?”听起来，这是一句掏心掏肺，充满爱怜之意的呼唤，想不打动人都很难。其实李女士最清楚自己要干什么。适度“赞美”，绝对是一种铺垫和策略的需要，为了能达到对舒婷“扬诗抑文”或“先扬后抑”的最佳效果。李女士最终还是要把舒婷置放在一种“耻于诗歌”、精神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