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海洋
作者：陈世旭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一个很固定的观念，就是认为较为聪明的小说叙述是小处着笔，侧面迂回，寓庄于谐，反话正说，尽可能的避免正面突破，否则，写的人吃力不讨好，读的人也累。但《迷人的海》狠狠给我上了一课，海碰子“抢硬滩”那样的涛翻浪涌，那样的呼天抢地，那样的张扬和高昂，打死我也不敢想象。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小气量，什么叫大胸襟；什么叫雕虫小技，什么叫如椽大笔；我也这才知道，写作除了技巧，还有格局。技巧可以模仿，而格局跟才华一样是先天的。有的作家一出世就是翻江倒海，有的作家永远就只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之后，又有《龙兵过》、《白海参》，每一部都是一场巨大的海潮。
我是那么渴望见到邓刚。心里有一种莎士比亚说的印第安人对太阳的崇拜。
到90年代初，才有幸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次笔会上一睹尊容。正是我想象中的邓刚：高大强壮，丈二金刚；热血沸腾，声若洪钟；活力无限，若发动机；妙语连珠，口若悬河，脑子和嘴巴快得让你没法招架，简直就是地震海啸。一看就是个给生猛海鲜喂养得骨骼筋肉暴涨、荷尔蒙过剩的英雄豪杰——所谓的“生猛”是实实在在的生猛，不是酒楼饭馆养在玻璃缸里的那种，而是当时就在海里青面獠牙满嘴血腥生吞活剥的那种。
邓刚那时候也正春风得意。他上蹿下跳、全力以赴帮助他那一期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兄弟姐妹们获准进入神圣的北大，自己却拂袖而去。这既有不为自己打天下的冲动，更多的是一个草根精英对经院殿堂的不尿，是自信。这样的自信让我也大受鼓舞。当时我们那儿有个地区大专学院的中文系教授因为托了许多关系都没有能够加入地方作协，从此一上课就语重心长地教诫学生，说大学培养的是学者，不是作家，作家谁都能当，不认字的也行，没见许多当红作家都是考不上大学的知青吗!这位教授虽然有些情绪、有些偏激，但也不能说没有事实依据。我自己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虽然并不“当红”，但起码忝列进了省作协；虽然不是“考不上大学”而是没有资格考大学，但的确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不读就不算华人的金庸小说也没有读过。不是不想读，是因为认字不多。辗转听到那位教授的话，我真是有点脸红耳热，心虚得很。邓刚的壮举让我多少恢复了一点职业勇气，不至于那样灰溜溜地像是在从事一桩贱业。
但我与邓刚不可同日而语，他是有十足的底气的。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大的精力、那么好的记性读了并且记下了那么多的古今中外名著，可以张口就大段大段地背出其中的无数精彩篇章，让我瞠目结舌。
那是我最有收获的一次笔会。邓刚只图宣泄快感每天气吞万里气壮山河地随便扔下的那些，我尽最大的可能小小心心地收拾着，在县乡以下的各种小场合贩卖了好多年，人模狗样地浪得教席虚名。尽管有混吃骗喝的嫌疑，但我在心里是把他也许是无心流露却显然认真总结过的许多原则当作了我奉行不移的金科玉律。
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邓刚给小说划分的等级：
一等：深刻，好看；二等：深刻，不好看；三等：好看，不深刻；四等：不深刻，不好看。
这样的等级观，当然还带着那年头尚待突破的历史局限：把深刻当成了最高的准则。随着物质时代的汹涌而来，这样的准则很快就遭到了唾弃。崇高被瓦解，经典被质疑，几乎所有原先引以自豪的领域，化作了一片废墟，成为被嘲笑的话题。一切思想、精神和道德义务的固有范式都被打碎，除了个人功利和内心宣泄的冲动，精神领域成了复归物性的路径和放纵快感的场所。审美需求告别了康德式的纯粹，一切借文化名义而获得的价值荡然无存。写作成为娱人耳目的文化消费，失去提供精神信仰的责任和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消解意义、零度情感、小说是大便或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之类超级智慧。最时髦的小说是一大堆不需要灵魂只需要欲望的肉体，美男美女作家们高举着自己的性器官进军市场，与国际接轨。
认定这是时代的悲哀而痛心疾首而愤世嫉俗是多余的，任何时尚的发生总有它发生的足够理由。但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人格的审美，我还是愿意把最大的敬意，交给那些不论外表看来有多么大的变化、心里却始终有着一种恒定的保守的人——哪怕那是一种顽固，一种愚钝，一种迂腐。世上的死心眼如果有一天都死绝了，也未必就是什么太开心的事，至少聪明人就无从表现聪明、先锋也无所谓先锋了。
再次见到邓刚是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参加广东惠阳一位老作家的作品讨论会路过广州，偶然遇到在这里写“不怎么费事又很来钱”的电视片的邓刚。匆匆晤面，没有深谈。只知道这之前他出国管理过境外劳工，在某市公安局挂过职，他写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回报都颇不俗，总之是风起云涌。几位朋友笑说，这些事报纸杂志上早都说烂了，你一点不知道?
很惭愧，我真是“一点不知道”。除了自己便秘似的写作，极少关心各类名人八卦。至于邓刚，我期待的是，他把大海再端起来倾倒一次。他是有这样的力量的。在一个经济社会，任何人靠自己的影响、本事和劳动加入对金钱的合法追逐，都是无可非议的，邓刚并不是超人。但我相信他会是文学的超人。
邓刚再次震撼我的是他在今年一月出版的长篇《山狼海贼》。我又见到了我曾那么熟悉那么喜爱的海碰子，更准确地说，我又见到了我曾那么高山仰止那么口服心服的邓刚。
《山狼海贼》有着比《迷人的海》更明显的自传纪实色彩。作者上下翻腾，俯仰自如，张弛有度，稳健从容，比起《迷人的海》略显单纯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山狼海贼》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探究更见厚重和深沉。
“这才是邓刚啊!”
掩卷之后，我拊案良久。
我不知道邓刚对这部新作的成功是否有20年前那样绝对充分的自信。在它即将正式出版发行的前一个月，我们一起在美国旅行，白天同车，晚上同室，朝夕相处，无所不谈，他却唯独对《山狼海贼》丝风不透。回来，又有几次笔会上的相遇，每次都见他把《山狼海贼》当礼品赠人，独不予我。其中有一种让我感动的体谅：这年头有几个同行肯读同行的书啊?我自己就从不主动给同行送书。只不过我与邓刚不是一回事。我给同行送书只能是在同行面前出丑，是一种对同行的无端骚扰，而当代许多作家的书我却从来是当教科书拜读的，邓刚就是我必读的作家之一。为了表示我的诚心，我主动寄了一本新出的长篇给他，让他知道，我的写作有多么拙劣。果然，我从电邮里看出来，那本书让他如同嚼蜡，咬牙切齿地拿起又放下，实在无法卒读。我赶紧告诉他别干傻事，他闻之如释重负，随后给我邮来了《山狼海贼》。
阅读《山狼海贼》，是享受一次真正的精神盛宴。我集中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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