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三生爱》:献给女性的一曲挽歌

作者:洪治纲




  一个被当地人唤着“豆腐西施”、“芙蓉羹”、“糯米滋”、“冬米糕”的美丽少女,一个粉嫩净白得让异性魂牵梦绕的小美人,却跟着一个打家劫舍的海匪毛贼“绿壳”私奔了。从此,她不仅在异国他乡的颠沛流离中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还让自己的后代也不自觉地延续了这种坎坷多舛的命运。她的女儿,一个同样美艳惊人的少女,在“文革”的文攻武卫中,先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决裂,继而又被派系斗争所打倒,并被流放到内蒙古大草原上进行改造。她的外孙女,一个依然承传了祖辈惊艳基因的美丽少女,一个成长于江南水乡的灵秀女孩,当她走人尘世纷争的现代社会,却再度陷入各种欲望迷情,并由此将祖辈们的颠沛命运演绎得更加跌宕、更加纷乱也更加辛酸……
  这便是叶文玲的长篇新作《三生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所讲述的悲情故事,一个关于红颜、历史、现实、真爱与薄命的故事。从婼婼到婧婧再到茫茫,三代绝色红颜,在不同的历史境域中穷挣苦扎,结果都历经坎坷,失却真爱,以至于灵魂无所归依。小说在深远的历史脉络和广阔的空间背景里,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女性曲折而独特的命运,献上了一曲让人哀伤不尽的挽歌。它看起来有些宿命的意味,但在每一个女人宿命般的人生际遇里,又强烈地凸现出柔韧与率性、缱绻与执著、妙曼与承纳的人性光泽。
  如果说“女人是船,男人就是船上的桅杆”。叶文玲在小说题记中的这句话,非常生动地表明了男人在女人生命中的地位——他是动力,是方向,是骄傲,是遐想,是希望……所以,加拿大的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说:“男人的小说是关于如何获得权力的。杀人之类,或取胜之类。女人的小说也是这样,但方法不同。在男人的小说里,获得女人或众多女人是与获得权力相伴随的。那是赏钱,而非财产。在女人的小说里,你是通过获得男人来获得权力的。男人即权力。但性是不够的,他还必须爱你。”阿特伍德的这番话,其实表明了男人的小说与女人的小说在两性处理上所体现出来的重要区别:前者通过权力来获得女性,而后者则通过男性特别是男性的爱来彰显权力。这也似乎表明,在女人的小说里,女人对男人的爱更为关注,或者说,爱是确立女性叙事的一个核心语码。
  阿特伍德的这种判断虽然有些感性和片面,但是,对于叶文玲和她的《三生爱》来说,却是非常的中肯。因为在她所叙述的三代女人的内心深处,爱,不仅是她们生存的全部动力,也是演绎她们命运的重要因素。执著地爱,疯狂地爱,苦涩地爱,既成就了小说中三代女人令人回肠荡气的一生,也展示了她们受辱而不惊、至死而不悔的生命情怀。为了那个在海湾里出没的“绿壳”,婼婼在小岛上受尽了歧视和屈辱,但她却毫不畏惧;在异国他乡里的漂泊,只要与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她总是无怨无悔。她的女儿婧婧,更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当她在草原上遭受突如其来的凌辱,她毅然选择与那些凌辱者同归于尽。而茫茫,这个美丽动人而又聪明伶俐的女孩,为了爱,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奔走于世界的角角落落。她曾满怀信心地想:“从此以后,我要用我一生的努力,夺回我父母亲那代人所失去的一切!我要用我一生的努力,证明我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要千方百计寻觅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一息尚存,追求不止!”然而,在充满欲望的世界里,在虚情假意的骗局中,她总是错过一次次的机会,以至于每每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都是“跳蚤”。
  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什么是爱,犹如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生活。为真爱而活,或活在真爱中,这是所有女人的愿望,也是很多作家叙写不尽的主题。读《三生爱》,我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爱就像空气,它始终拥裹在每一个人的周遭,但人们却无法捕捉到它,看清楚它。它很远,却又很近,就像一句很有名的诗所说的那样:“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在小说中,叶文玲倾力书写了茫茫的情感追求——她让叙述者“我”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在与茫茫建立了“忘年交”之后,一步步地道出了茫茫的情感世界。从最初的风流诗人G,到后来的“领导”汪鸣宇,从同性恋女友梅妮,到飘忽不定的画家立舟,茫茫总是投入自己的全部情感,希望用生命来获取那份真爱,品味那份真爱,可是,随着她的执着和投入,爱呈现在她眼前的,要么是一副面具,要么是一道帷幕,要么是一种畏惧,要么是一粒灵火,所以,茫茫最后不得不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向苍天发出绝望式的叩问:“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对于一个情感执着的女人来说,对于一个视“爱”为生命真谛的女人来说,“何处有香丘”与其说是一个无法排遣的人生追问,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诘难的伦理宿命。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罗兰语),其理想主义本质,决定了它在世俗幸福中难求安顿的土壤。正因如此,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有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像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生命的悲剧意识》)我以为,这句话可视为“爱”的经典性阐释,因为它突出了爱的非理性之本质倾向。事实上,在《三生爱》里,叶文玲所要探究的,或许正是这种理性缺席之后感性与现实反复纠缠的情感状态。从一个海边小镇奔走到异国他乡,在失去爱人之后,又不惜以慰安妇的身份随日军返回故土,婼婼的命运足以道出了爱的苦涩和悲惨。她的女儿婧婧一出生就没有父亲,也永远不知道谁是父亲。但是,在婧婧的成长过程中,婼婼不仅没能以自身的经历去教育和影响自己的女儿,反而使婧婧迅速承传了她那野性不安的秉赋,以至于使她再蹈自己的覆辙,生下了同样没有父亲的茫茫。茫茫,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她的狂热和执著,同样主宰着她的生命。她一次次逃离虚假的情感欺骗,又一次次寻找着真情的出现。她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才干和秉赋,从容地穿梭于世界各地,并在每一地都能找到自己特有的生存方式,但是,唯独在爱的面前,她总是一败再败,失不复得,四顾茫茫皆不见。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三代女人的命运中看到,她们的爱之所以如此富有悲剧,与她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譬如,婼婼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建伦理的禁锢所致,婧婧的悲剧也基本上是源于极“左”时期的颠疯与狂热,而茫茫的悲剧则在于欲望化时代的道德崩落以及利益原则的凸显……这些历史环境决定论的判断,无疑可以解决小说中的某些逻辑问题,甚至可以延伸到它的主题层面上。事实上,从创作主体的思考上来看,《三生爱》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审美意图——因为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这三代女人的命运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剥离她们所置身其中的现实伦理与社会环境。如果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来考察,她们的人生际遇中同样隐含了各种诡秘而又复杂的权力纠葛,隐藏了伦理、制度以及两性之间的各种权力意志对个体生命的强制规约。《三生爱》中所设置的异常庞大的时空背景,就非常突出地表明了作者的这种审美追求。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这部小说对女性情感世界的特殊探寻,是它对那种人类无法理喻的情感取向的诗意性表达——其中既有爱的盲目性的真实体现,又是爱的意志力的强力规约。爱或不爱,都是没有理由说明的,因为在两性吸引的过程中,对方的一个优点通常会左右自己对他(她)的全部评价。婼婼所以执迷不悟地选择“绿壳”,正是这个神秘地穿梭在海弯里的“绿壳”,有着异常彪悍的体魄和超乎常人的勇气,使她找到了足以对抗一切现实灾难和耻辱的勇气和力量。而茫茫一次次不顾“我”的劝导和忠告,饱尝被欺骗的羞辱和痛苦,也是由于对方的言语和行动总是击中了自己的隐秘情感——即使她很聪慧,然而,在情感面前,她却无力撕开人性中那层虚伪的面纱。这种现象,不是用智商和情商可以说明的,而是情感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无法理喻的盲目成分。所以,瓦西列夫曾在《爱的哲学》中断言:“爱情,是人类精神最深刻的一种冲动。”在《三生爱》中,不仅是婼婼、婧婧和茫茫这三代女人的爱映现了这种深刻而又复杂的冲动,而且菲力普庄园里的老菲力普、四处漂泊的立舟等等,都折射了这种情感的基质。它们都超越了世俗观念的羁绊,却又被沉重的现实秩序所钳制;它们在非理性的层面上闪烁着眩目的生命光环,却又被理性的云霭时时地遮蔽着;它们带着信念、勇气和力量的冲动,却又因为这种超凡的冲动而加剧了悲剧的延伸。这也使我们体会到,不是因为红颜就注定会薄命,而是爱得越执著越强烈越脱俗,就越危险越坎坷越绝望,就像苏联哲学家伏罗比耶夫所说的那样:“爱情和人性是同义语,因而爱情的秘密也就是人的秘密。”
  没有两性之爱,人类便不可能成为人类;而有了两性之爱,人类又多了一条永恒的悖论之途。所以,叶文玲的《三生爱》看起来是在叙述一个古老的爱情主题,但是,在作者那种激情式的浪漫语境中,在异国他乡的风情画式的铺垫中,再细细品味其中人物的情感历程,我们面对“红颜”与“薄命”之间的宿命关系,似乎有着许多说不清的感受。我想,一部小说,能够向我们展示出这种生存状态,能够向我们提供一些无法言说的生命信息,至少表明了它是一部不同凡俗的作品——就像迈克尔·伍德在《沉默之子》中所说,它已向存在的“幽暗区域”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责编注:此文作者单位系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