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走近重新发现的延安（外一篇）
作者：李林荣
尽管如此，书的内容却是别开生面的，至少从我这个看惯了一个时期以来净是些小鼻子小眼，带着明显的话题和材料上的“抢摊”意识的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延安研究文章的人看来，这种感觉是很突出的。与文学研究界那些似乎只知道在占地盘和抢夺第一发言权的人截然不同，这本书的作者，虽然面对的是从传统的党史范畴生发出来的主流体制和权威化意识形态的宏大架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相反，正是凭借了方法和思路上大胆、自由的引鉴、变通，他们原本有很大可能陷于僵化和板滞状态的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最终获得了活力，焕发了新面貌。
而在取法于外，大胆“拿来”方面，他们的视野又与文学研究界一帮势利眼的崇洋媚外之徒大不一样。根据书中导言开宗明义的自我交待，他们借取的理论方法来自20年前曾一度受重于当时中央决策层的一位海外华人学者邹谠。隔着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急骤转型，和专业界别的视野鸿沟，政治史学者邹谠的名字，在素以追捧西方汉学大腕为时尚的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并不响亮、昭彰。但从这本因化用了他的分析路数而有了推陈出新气象的论著可以看出，邹的治学手法确是足以破除浸淫于我们中国大陆学界的各种当代题材的研究成果深层潜藏的某种迷障或误区。
具体表现在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延安的制度文化没有被简单、笼统地罩在“主义”、“思想”或“阶级”等宏大、神圣的概念符号之下，做整体等于部分叠加之和、部分又等于整体之全息缩微的机械切割式的论证。避免了这一取向，也就避免了通常类似题目的著述直接拿材料比附既有结论，排除真问题而一味罗列同类同质素材，以重复和变相的重复作为雄辩手段，通过单向度、单线条的强词夺理的逻辑推进和语言游戏来最终实现的那种似是而实非、似真而实伪的非理性论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历史形态的认识和研究对象，进行整体与部分间的简单化约，都将势不可免地掩盖掉这一社会历史形态整体的历时性的构建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远不仅是包括着一些算术意义上的加减复合运算或积木堆叠式的拼装组合，而是更多地充斥了与完成构建之后的整体的合理性、正当性、权威性和存在的必然性都相去甚远以至背道而驰的各种或出于人为、或缘于偶然的事理因素，其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还时时不免折射出现实人性的幽暗狰狞的一面。延安的制度文化，在《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这本书里，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向我们裂解了开来。
从王明、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及至王实味，从西方民主的古今演变，到近代法西斯的自西渐东，再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从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蒋介石时代的衍化，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制约下中国的红色苏维埃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型，从政治民主，到社会、文化和经济民主，延安制度形态的各个历史构建片断和各种直接影响其历史成因的外部元素，在这里都得到了同等的关注。就学术创新和思想胆识而言，这本书当然还不足与原在南大的高华所著的那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相比，就内容和材料的丰厚、细密的程度来看，这本书也似乎略失粗疏，但考虑到这本书作者职业身份的主流背景，以及这本书在内地公开出版、发行的性质，我觉得，它作为一部哪怕多少有点步人后尘和欲说还休之态的关于“红太阳”如何升起和如何“红”起来的学术研究著作，终归还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好多话题和好多表述，在这本书里都还显得过于温吞和拘谨，但比起我所熟悉的那个表面热闹而内容空虚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话语圈，这本书毕竟要硬朗、正派和诚恳得多。
不用说，面对这么一本默默无闻的圈外的书，文学圈里很多善造垃圾话语的所谓学者，都很难不因被这本书反照出自己精神上的卑屈狭隘，而暗暗脸红。
纪实之虚
临近世纪交替的那几年，突然出了一批所谓百年老照片之类的图文书，并且成为时尚，最后弄得散文、小说和名人自述、影视剧文本故事都纷纷以半本图半本字的形式包装出笼，叫人一册在手，不知道究竟是在看图，还是在读书。老照片系列过后，又有老城市系列，去年又看见有老电影、老杂志一类的新的图文书系列出来。善于造大概念的理论家们说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阅读时代即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阅读不再单纯仰赖于语义和文字符号，视觉符号、视觉信息也成了阅读的主要对象。这种理论使得一部分如王朔所说的素以码字儿为生的作家，很有几分伤感和悲愤。同时，一些坚信视觉形象比文字更具传达信息的丰富性和可靠性的人，则因为读图时代的降临，而感到欣喜不已。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似乎是每到社会上某种时尚新起或式微之际，照例都会有的一种情形。但无论喜乐哀愁者是谁，响应读图时代的概念，或者不如说是支持这种概念的事实，却悄悄地延展开来，成为谁都无法忽视的真切的存在。
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纪实性影视片的流行。前几年感觉纪实类电视节目多起来的时候，对这类节目是很关注的。坐在荧屏前，满心感谢着这些节目的编导，觉得他们把真实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状况都毫无隐讳地呈现给了我们观众。这种被信任、被尊重的感觉，对一个从小到大浸泡在舆论一律、宣教功能强化到极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过分的抬举，叫他差不多快要受宠若惊了。
但看得多了，渐渐觉得这种纪实节目也显出了一种固定的套路，其中的许多细节也越来越远地离开了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一些在我们生活经验中朴实到讷讷不能多言的田夫野老和市井小民，在这类节目中，背倚自家寒碜的墙根，冲着镜头，对我们夸夸其谈，毫无局促、羞涩之态。一些憋屈无助凡人遭难的怪事，总能迎来峰回路转、生机乍现、喜从天降这一类的积极突变。一些头衔闪光的名流贤达，总是可以讲出或展示出一段十年寒窑甚至胯下受辱之类的苦难辛酸史。至于一类专门反映警法卫士神勇风采的纪实片，则总会可以向我们展现一个阵势和动作千篇一律的抓捕嫌犯的激情画面。生活中当然有许多平凡的相似，日常的关联。有时候我们好多人下意识中都会冒出一种感慨，跟王蒙笔下那位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一样：就是那么回事。生活就是那么回事，无论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但这种大而无当的感慨，在生活真实细节的映衬下，常常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当前流行的纪实电视片中，这种难逃生活真实有力质疑的以为生活中一切和一切的生活都无非如此的含混感慨，却得到了印证。这不能不叫人对这类纪实片的可靠性产生疑问。
仿佛是为了道破这类叫人看久了难免生疑的纪实片幕后的秘密，前些日子忽而由一档叫作“人物”的电视节目里播出了苏联时期和希特勒时期一男一女两位为政治服务的纪录片编导的传记短片。这短片当然本身也是一种纪实片，不过它总算揭穿了纪实片产生于人为编导、受制于人为构思这层或许在纪实影片业内早已不足为奇的一层公开的玄机。
看了这两个短片，我才第一次知道从前自己在许多影像资料中见识过的不少奉若经典的所谓“历史镜头”，原来也是导演刻意布置、策划、营造而成的，与虚拟的影戏不同之处，仅在于参与其中的并不是有名有姓供观众周知的职业演员罢了。
难道这就是读图时代的真实吗?想到这里，我不能不反过来提醒自己，视觉语言并不比抽象的符号语言更值得信赖。换句话说，真实并不到任何一种载体形式为止，言语文字不能例外，视觉也不能例外。
《巴与蜀两个二重奏》
梁 平著 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