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人老莫作诗”

作者:李国文




  老猫躺在沙发上打呼噜,晒太阳,正常。小猫在屋子里跳跳蹦蹦,难得安闲,也正常;反过来,小猫吃了睡,睡了吃,懒得动弹,就不正常。老猫精神百倍,上蹿下跳,撞倒瓶子,打翻葫芦,肯定是不正常而且反常了。因此,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活到老,写到老,还执迷不悟地要去侍弄写不好的诗、写不好的小说,真是教人不敢恭维的。
  •作 者•
  
  “人老莫作诗”,出自清代乾隆年间的才子袁枚的诗。
  诗载《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
  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往往精神衰,重复多繁词。香山与放翁,此病均不免。奚况于吾曹,行行当自勉。其奈心感触,不觉口咿哑。譬如一年春,便有一年花。我意欲矫之,言情不言景。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
  香山,即唐代的白居易(772-846);放翁,即宋代的陆游(1125-1210),两人都为高龄诗人,同时,还是高产诗人。高龄可以高产,但高产不见得高质,后人对这两位大师的晚年之作,颇有一些负面评价。若白居易,明人王世贞称:“极其冗易可厌者。”清人王夫之称:“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若陆游,清人朱彝尊称:“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清人田同之称:“不免于滑易。”
  袁枚的另一部脍炙人口的《随园诗话》,卷十四,第五十九节,也说到类似的这层意思。
  诗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则精神衰葸,往往多颓唐浮泛之词。香山、放翁尚且不免,而况后人乎?故余有句云:“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
  由此看来,不得不承认,写诗属于年轻人的专利,你就看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英国的拜伦、雪莱,中国的李白、李贺、李商隐、杜牧等诗人的创作经历,就知道他们都是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代,写出一生中最好的诗。休看这些外国的、中国的诗人,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等于夭折早殇,但他们却像苍穹里一闪即逝的流星,将他们最炫丽,最光彩的一刹那,照亮天际,划破长空,留下难能磨灭的印象。
  因此,体会袁枚的思路,无妨作如此理解,先生们,女士们,到了谈不动恋爱的年纪,最好就不要写诗了。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诗,恋爱谈不动,诗也写不好的。
  我们知道诗人写诗,是一次心血的煎熬,需要热血沸腾,需要心跳加速,才能迸发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与谈恋爱一样,是很费精神,很用力气的事情。有人说,诗和爱是孪生兄弟,有人说,诗是爱的副产品,也有人说,爱有多深,诗有多好,道理就在这里。由此推论,一个文人,老了,见到明眸皓齿,婀娜多姿,青春亮丽,笑靥迷人的小女子,竟然槁木死灰似的无动于衷,竟然心如古井般的波澜不惊,你还指望他会涌出什么诗情来呢?
  所以,基本上失去“性”趣的文人,说句不中听的话,只不过是苟且地活着罢了,既谈不上什么勃勃生机,也谈不上什么创造精神。不但莫作诗,连小说最好也莫作才是。在文学领域里,诗和小说,纯粹是形象思维在起作用的天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写作诗与小说的心路历程,基本也是这样的。而达到如此三种境界,而源自本我,始自潜意识的性之趣,爱之情,欲之真,望之切,虽然不是构成文学艺术魅力的全部,但却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这也是中外古今文学史所佐证了的。
  你已经干涸了,你已经枯竭了,你已经不再是鲜活的血肉之躯,你已经成为木乃伊状的文学人,还能写出什么爱恨情仇,教读者为之歌,为之泣,为之呐喊,为之怒吼呢?诗就是要人血液沸腾的,温吞水的诗叫诗么?小说就是要人精神激动的,看了直打瞌睡的小说叫小说么?我们常说,性情性情,必须有真性情,才是真文学。汉语中的这个词汇,“性”虽是“性格”的“性”,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衡量,这个“性”,其实更接近奥地利那位医生弗洛伊德所说的“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行为、行动、思维、欲望,感情、性格、禀赋、天资,乃至所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体内性激素的衍生品,这种论断当然过于绝对化,但人的新陈代谢的总规律,大致是符合《红楼梦》中“护官符”所云的“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规律。当阁下的头脑有点糊涂,记忆有点失灵,胃口有点减退,手脚有点迟笨,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一天,你老先生的性能力,不可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你老太太的荷尔蒙,还继续斗志昂扬,百折不挠。由于到了这把岁数,性之不振,情之式微,心之无力,气之不继,那性激素就像散了黄的鸡蛋,拿捏不起,动弹不得。因此,灵感也就难以升腾,思路也就不能畅通,风雅也就无从得起,文采也就黯然褪色。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诗或小说,肯定就不好看了。所以,“性”趣,可以作为文人自我观察的一个指标,若是不战而降,雄风不振,就要考虑是不是还继续写诗下去?是不是还继续写小说下去?
  所以,袁枚说:“香山与放翁,此病均不免。奚况于吾曹,行行当自勉。”既是当头棒喝,也是至理名言。这种“人老莫作诗”的提醒,真是太适时的警示。
  每个人在其生命周期里,感性的自己,和理性的自己,总是处于不停适应、磨合、调整、改变之中,这既是一个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此消彼长,逐步成熟的过程。也是人在各个年龄段得以充分发挥所长的过程。少年期和青年期,血气方刚,不平则鸣,冲动、激动、躁动、骚动,适宜于写诗歌,做小说;中年期和老年期,知性理智,求真务实,沉静、文静、安静、稳重,应该做学问,搞研究。因此,文若河悬,思似泉涌,笔底生花,倚马可待,是年轻诗人,年轻小说家所拥有的强势;而埋首书海,剔微钩陈,钻研学问,深入堂奥,是那些有了点年岁,有了些识见的文人,所拥有的长处了。
  老猫躺在沙发上打呼噜,晒太阳,正常。小猫在屋子里跳跳蹦蹦,难得安闲,也正常;反过来,小猫吃了睡,睡了吃,懒得动弹,就不正常。老猫精神百倍,上蹿下跳,撞倒瓶子,打翻葫芦,肯定是不正常而且反常了。因此,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活到老,写到老,还执迷不悟地要去侍弄写不好的诗、写不好的小说,真是教人不敢恭维的。
  在文学世界里,感情膨胀,血性方盈,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是年轻诗人展现才华的大好时光;意气风发,活力充沛,自由驰骋,浮想万端,是年轻小说家笔走龙蛇的丰收季节。而上了年纪的文人,深刻思考,是其强项,逻辑推理,是其擅长,知性认识,是其特色,经验积累,是其财富,这种理性思维应该是适合于非感性,非形象的文体写作。而对诗和小说而言,固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绝非必须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好比做豆腐时,卤水或石膏,是不可少的,但添多了,倒有可能将一锅豆浆做坏,只好倒进泔水桶里当猪食。这也是当前,好多无性趣之人写出来的诗,有一股泔水气味;好多谈不动恋爱之人写的小说,有一种猪食感觉的原因所在。
  话说回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老夫聊发少年狂”,“将谓偷闲学少年”,这种偶一为之的颠倒差错,在人的一生中,是难免要发生的。不能因为过去领导潮流,现在还领导潮流,就必须继续写诗,领导潮流到底;不能因为曾经名满天下,现在还名满天下,就必须继续写小说名满天下到底。这种永远感觉不到“时差”的文人,自我感觉良好,一首一首地写,一篇一篇地写,让大家知道他活着,实在是够累的。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终于遮掩不住“一饭三遗矢”的尴尬。要知道,雄风的零状态,激素的空洞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血液流动的速度放慢,亢奋不起来;必然是感情膨胀的系数降低,激动不起来;必然是形象思维的能力变弱,浪漫不起来。一个老作家,一个大作家,一个名作家,既不亢奋,又不激动,更不浪漫,才气何在?灵感哪有?能写出什么好诗,好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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