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摒弃“引号”
作者：赵 玫
这种对文字的计较进而延伸到与文字相关的句式乃至标点符号，譬如慢慢地我习惯了使用短语，即是说更多地使用句号，而对于对话中的引号则干脆选择了弃之不用。
有一天我突然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放弃引号的。于是找来旧作，二十年前的那些，譬如１９８６年发表在《上海文学》６月号上的那个中篇小说《河东寨》。于是发现，我的决心放弃引号的念头，竟然在我的写作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于是依稀记起写作这篇小说之前的那种种的困惑。首先我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或者说完全不会用格式化的写实主义方法创作，特别是描述。此前也曾每每尝试，诸如对情节细节的把握，对冲突发展的设置，以及对人物对话的描述等等。但可惜这样的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以这种方式涂抹的那些文字不但毫无光彩，简直就是平淡无味。我不仅不能将一个本来可能有意思的故事完美地讲述出来，甚至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忠实表达出来，直至《河东寨》。
《河东寨》这篇小说今天看来当然极不成熟，但那种对文字方式的苦苦探索却渗透字里行间。记得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改变我不能适应的那种传统的叙述方式，而我在写作中所极力想要达到的目标，便是在没有引号束缚的状态下，把对人物的描述，心理活动的轨迹，乃至人物对话的传达等等，尽可能融在一个句子中。所以这篇小说我更多地使用了长句。而似乎只有长句才能帮助我完成这个想法，让小说中的多重因素在一个句子中“共生”。
所以会做这样的尝试，因为我一直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表情，动作，乃至语言，哪怕一个微妙的眼神，一个无端的手势，都不可能截然分开。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一定会带上那个特定时刻的表情，而他的动作也会同时出现，甚至他的气息。况且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周边的景物环境，其他人的话语和行为，甚至背景、事件、时间、空间等等，都会对那个人在那一刻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绘画中这也许并不是难题，尤其当三维四维空间被打开之后，将不同时空的人物和事件汇聚一起就更是易如反掌。但文学对此“共生”状态的表现却显得无能为力，因为文字这种线性的描述方式很难让时空真正打开，更不要说将那种“共生”的状态在文字中显现。于是很多锐意探索的作家对此孜孜以求，譬如福克纳就企图用不同时态和多视角的叙述方式，使这种“共生”状态成为可能。于是当我在二十年前感觉到这种局限之后，便开始了对人为分割真实生活的标点符号的种种不满。因此从那时起，冲决标点符号的束缚就成为了我写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大概只有摆脱了标点的桎梏，那种对“共生”状态的描写才会成为可能。
事实证明，这种尝试就我的写作而言应该是收益良多。因为从此以后，我在写作小说时便不再“困兽犹斗”，而是忽然之间地柳暗花明，如鱼得水，甚至可以天马行空，信笔纵横了。从此我无须再按照语法的规范去安排我的语句。我的语句是按照我的心灵的方式和思维的轨迹流淌而出的。我可以在描述一个人物的表情的同时不受任何限制地插入他的话语（甚至是别人的话语），同时还会伴以他的意绪的流淌，思维的跳动……
如此，一种怎样舒服的写作，真正意味的我写我心。一切如行云流水般随心所欲，让万事万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让一切的一切在同一时刻共同行走于笔端。而随之时空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譬如时间的被无限拉长，因为你要用很多篇幅去描述一个时刻（哪怕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在不同人物身上展现的不同的状态（包括思维）；再譬如空间的无限被扩大，那是由于不同时刻发生的事件常常是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而仅仅是一种伸展性的描述，就能改变原先我们所认识的那一切。
我便是带着这种明确的意识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我想这大概和我进入文坛后最先从事的文学理论相关。我没有单单凭着感性开始我的语言构架。我迷恋于语言形式在当代小说中被忽略了的那众多的意义。
引号是我在所有标点符号中最先突破的，那是因为创作伊始，我就觉出了引号对我的有如捆住手脚般的禁锢与牵绊。所以我毅然抛弃了引号在对话中的功能。而一旦摆脱了这个传统的束缚，便立刻有一种自由的感觉，甚至是一种飞扬，因为接下来我写的每一句话就都可以是恣肆无忌的了。并且我发现引号较之其它标点符号的应用，是最容易也最简单的，甚至无须做出任何判断就可以正确使用，进而也就非常容易地被舍弃。而逗号、句号一类相对就复杂得多。我常常遇到我的一些句子，无论用逗号还是用句号切割都不甚准确，于是在划上逗号或句号之前，我总是踌躇再三，难以决断。于是惶惑。因惶惑而更加地小心翼翼，总觉得倘若一个不够准确的标点标上去，句子就会立刻变得语意不详。
总之在我的新句式中，引号首先被我彻底摒弃。然后是我的《再度抵达》。在这个同样写于１９８６年的中篇小说中，我同样毫不犹豫地摆脱了引号的桎梏，甚至还做起了不同字体的游戏。我知道那是从《喧哗与骚动》中获得的启示。其实字体的改变是译者李文俊先生为了表现福克纳在英语时态的变化中所作的探索。而福克纳之所以将那些不同时态的句子毫无忌惮地拼接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人们同时了解人物的现在和过去，甚至他们思维的轨迹。我至今以为福克纳在语言文字的探索中是最为杰出的，也是最有意义的。对于福克纳的时代来说无疑是一种崭新的表现方式，是全景式的，过去与现在并存的。不同的字体代表不同的思绪，不同的时态。于是现实与过去因字体的变化而完美地连接了起来。
后来在《我们家族的女人》中，我又开始尝试其它的标点方式，譬如用破折号引出对话，以取代那些“他说”或“她说”的废话。于是责编打来电话询问，那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什么意思，仅仅是为了某种格式的变化。
这样一路写作下来，慢慢便形成了那种似乎只属于自己的标点的方式。对我来说，这种标点方式的改变，无疑带来了话语方式的改变，进而思维方式的改变。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我的这些充满变数的探求中，也给一些读者的阅读带来了陌生和不适。
二十年中，我曾为此屡遭质疑，特别是在一些书籍出版的时候（刊物对此相对宽容），更是时常遇到各种“不够规范”的诘问。对话为什么不用引号？但没有引号的对话妨碍阅读了吗？于是那些被省略了的引号，给我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出版经历。譬如我的《武则天》和《高阳公主》，再版时就被加上了引号，这种有违于原创的做法让我始终心有所憾。不过这样的改动也遭遇了尴尬，因为在本没有引号的叙述中，硬性加上去其实也绝非易事。原作中的对话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很多是被夹在叙述和描写之中的，所以很难准确地分割出来。后来那些引号尽管被加了上去，但最终还是显得牵强附会。而我对这两部小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重新出版的时候恢复它们的原样。
不过这种不用引号的写作也带给我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譬如在写作历史小说前翻阅历史典籍的时候，我就能够不太费力地读懂那些既没有断句也没有引号的史书。中国的史籍向来没有标点，想不到今天我们对于标点符号的种种探索，竟是在重复古已有之的方式。
现在回望我的那些小说，似乎还能依稀感到当年冲决樊篱时的快感和兴奋：在一个我所讲述的不连贯的故事中，到处充满了语言的“变调”。那样的一种决心向程式挑战的姿态尽管稍嫌幼稚，但至今想起来还是令我难忘。
总之很多年来，我一直热衷于文本形式的不断改变，花样翻新。后来发现，这种文本的样式（包括对引号的摒弃）慢慢地竟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如今这种不带引号的文本已经满目皆是，人们自然也就不会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了。
在这种变化中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不知道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不是又会成为一种新的定式，新的桎梏和牵绊。我不愿自己从此就很难改变了，因为对一个需要不断写作下去的人来说，不断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断告诫自己，每一次开始的时候都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至少在写作之前，要有一个未知的“什么”悬在那里诱惑着你。如此才会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和预期，我想那才是我要追求的真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