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一位农民作家转为国家干部的过程
作者：彭鸽子
会议间隙，我翻阅了一下这本书，见到他在叙述1980年从农民转为国家干部一事时，是他在8月间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玉溪地委书记李孟北，又在9月间去面见了李孟北书记，就顺利地批下来了，因此，他在这本书中的第179页这样写道：“对于吸收我参加工作一事，从省到地区到县，年年都有人为我向有关部门反映，有的还写文章登在书刊上。但就是我本人不叫，更没有向有关部门写过要求参加工作的半页字，如今才写了一封信给中共玉溪地委书记李孟北，我参加工作的事就立刻解决了”。
根据我的记忆，事情的过程并不是如普飞这样写的那样简单。
1980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从7月2日到7月10日历时9天的“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云南有19名各民族作家参加，我父亲彭荆风作为领队之一带队参加。在6月29日乘上飞机，到7月13日分手，他和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有了更多交往，也认识了那次也参加了会议的普飞。
在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代表中，有好几名和普飞一样是没有工作的农民，有个基诺族代表就是赤着脚上飞机､进北京。我父亲对他们在那样的条件下还写作，很是感叹､同情。会议期间，普飞多次向我父亲诉说了他生活的艰难。
回到昆明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唐正华先生也向我父亲谈起去峨山找普飞组稿时，普飞是带着他上山一边放牛，一边谈稿件。他也希望我父亲在力能所及情况下为普飞说说话。这期间，普飞也特意来我家请求给予帮助，我父亲和我都亲切地接待了他，为他的困苦生活操心。
这使我想起了已经担任中共玉溪地委书记的李孟北同志。他原来是《云南日报》总编辑，“文革”初期就被迫害，饱受折磨;他和我父亲相交多年，相互都很敬重，这从他去世后，我父亲送的挽联“壮志未酬，何其遽逝?峥嵘铁骨，我辈难忘”就可明白。
我提醒父亲：是不是为普飞写一封信给李孟北伯伯?
父亲觉得可行，也就告诉普飞，他会给李孟北同志写封信试试看。
信在9月初发出后，我父亲为了尽快办成这事，决定再去请长期担任过昆明军区宣传部长，那时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成璧同志再写封信，他和李孟北同志更熟悉。成璧很豪爽地答应了。
我父亲很高兴，立即去信给普飞告诉此事，叫他安心等待，不要着急。
9月12日普飞给我父亲来信说：“感谢您关心我的工作问题，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成璧同志写信。但我担心，由于领导干部都很忙，答应后又把写信的事忘掉了。烦您再问问成璧同志，是不是已经真的写了信”。
我父亲见他很焦急，除了去信给他，要他耐心等待外，又请当时驻峨山的工兵团从事宣传工作､后来担任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的杨浪同志去安慰他，要他安心读书写作，工作的事一定能解决。
李孟北伯伯确实是个自己既有才气又关心人才和人民疾苦的人，他果然在百忙中关注到了普飞的事。
10月16日普飞高兴地给我父亲来信说：“在李孟北同志的关心下，我的工作得到了解决，我已于10月2日带着行李到我们峨山县文化馆报到，并开始工作……为了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老彭同志关心着我，为我操了很大的心，我是深为感激的。我过去一直没见过您，今年到北京出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您。一见到您，您就热情为我的工作问题而操劳，您留给我的印象真是太深了。我是终身不会忘记热情关心着我的老彭同志的”。
普飞说我父亲为他“操心了很大的心”，确实是这样。那段时间，我父亲去边境作战患下的心脏病还时时发作，他还得放弃休息，放下写作，为普飞的事奔走，不厌其烦地给普飞写信。我们都为他健康很担心！
这期间，我父亲又给普飞去过几次信，要他在工作有保障，不再愁吃穿后，用心读书写作，也当面批评过他写作多年，却连《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也没有读过，只看过《红楼梦》的小人书。
普飞当时是听从的，如12月13日的来信中，就这样写道：“我遵照老彭的嘱咐，正在精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外国短篇小说》上､中､下3册。至于当前的刊物，我细读的是《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老彭同志关心我的学习和创作，这份恩情我会永远记住，永远感激在心的。”
1981年1月21日普飞又给我父亲来了一封信，诉说县里把他定为行政24级太低了……
我父亲觉得不好再为这事再去惊动李孟北了，而且一个农民新参加工作一开始不可能定得太高?只能劝慰他，不必为此多烦心，还是要相信党和政府慢慢发展。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听进去?但是后来我逐渐知道，峨山县对成了国家干部的普飞一天比一天重视，让他担任了《峨山文化报》总编辑，评上了副研究馆员，后来又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我们都为他高兴。
1981年6月普飞把他“文革”前和新写的作品筛选一下，出一本书，名为《对象》的小说､散文选，作为那一个阶段写作的小结，出版社要他请人写篇序言。他在6月11日来信给我父亲“我想来想去，觉得请您为我的集子作序最合适，因为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首先是读了您写的许多反映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写得富有民族特色又有浓郁清新的生活气息的短篇小说，才受到薰陶于1955年12月开始学习创作到1956年7､8月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我父亲那时正要远去渤海的外长山列岛守备部队深入生活，感到一位少数民族能出版自已创作的作品，很为他高兴，不嫌累赘地带着他这摞厚厚的文稿去了渤海，抽空阅读､作序。父亲从他的作品中看到普飞写作起步于“大跃进”年月，作品也较重地保留了在那个年月所受影响的痕迹，直率地指出：“普飞写得作品很多，为什么这次只选出这么20篇呢?除了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外，那就是，他有许多作品，中过于直接配合当时的政策和形势。这对于一个热爱这个社会的作家，从感情上来说，本来无可厚非，但普飞忘了，作家对生活是要有极大热情，而在执笔写作时，却要冷静思考。……如果我们出于一时热情，把表面､暂时现象当作生活本质来描写，把政策､口号当作人的真实思想，那么，形势､政策一变，而且证明某些做法错误了，作品也就必然会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普飞歌颂‘大跃进’的名篇《门板》以及一些小说，如今难以入选的原因。”
我父亲还向他指出：“多年来，由于文艺界五风十雨，以及种种原因，普飞长期积聚的生活还有如地下矿藏一样，并没有完全发掘，如何写得更好，还要认真探索”。
我父亲这样写，毫无某些人序言中的客套､吹棒，都是阅读了他大量作品后诚心诚意的劝告。他为此费去了多少时间，耽误了自己多少写作时间，只有我这个女儿了解。
父亲这些忠言，也不知道普飞有没有理解，是否接受?他没有写信来，只是在《对象》一书出版的半年后的1982年4月26日寄了一本书来，在扉页上写了句“忠心感谢彭荆风同志为这本书写序”。
从那以后有了安定工作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又受县领导重视，普飞的创作热情也更高了，经常有作品寄来给我父亲请求帮助推荐，那时候，云南文学界刮起一股名为“走出横断山”､“走出军营”面向世界，实际上是鼓励作家脱离他们熟悉的生活，普飞似乎也坐不住了，在许多场合表示，他在农村这几十年，已经把那里的人事都写完写尽了，还要求我父亲帮他找机会去全国走走。我父亲说能有条件去外边走走当然也好，但认为已经把故乡的人事都写完了，却是错误的。福克纳一生都在写他那“邮票一样大的小镇”，肖洛霍夫一直居住在顿河就是明证，也就诚恳，直度地批评了普飞。
如今20几年过去，那些被诱引“走出横断山脉”､“走出军营”的年轻作家的创作生命多数没有起色，有的还奄奄一息，普飞幸好还留在了他的峨山！
这就是一个当了多年农民的作家文学历程中的重要一部分，也是他在46岁那年才成为国家干部的真实过程。可能是普飞年岁大了，写回忆录时忘了。我有责任趁普飞还健在时，写出来让大家了解。
2006年9月8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