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三读《人老莫作诗》
作者：子 川
认真阅读《文学自由谈》缘于读李美皆文章。不完全是因为这小李与我同城，而是因为一个好友的推荐。他大约与李美皆见过面，也喜欢她的文章，三番两次荐我读她。于是，从他书架上取下《文学自由谈》一读，然后借一摞回家，再读。一读，再读，却被老李给抓住了(这里有点冒昧把国文先生称之为老李)，由小李到老李，《文学自由谈》从此成了我案上与枕上的读物。李国文先生算是《文学自由谈》专栏作家。每期《文学自由谈》头题位置，有个特约栏目，由他“特”写。写专栏的作家都知道专栏特别难写，难的不是写出好文章，而是连篇累牍都是好文章。从这个意义上，李先生堪称写专栏圣手，我读过的他的特约文章，几乎篇篇都是好文章。
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初读李国文的《人老莫作诗》，很受震动，尤其读到李先生的两个“所以”。先生说:“所以，基本上失去‘性’趣的文人，说句不中听的话，只不过是苟且地活着罢了，既谈不上勃勃生机，也谈不上什么创造精神。不但莫作诗，连小说最好也莫作才是。”先生又说:“所以，‘性’趣可以作为文人自我观察的一个指标，若是不战而降，雄风不振，就要考虑是不是还继续写诗下去?是不是还继续写小说下去?”这两个“所以”读下来，确乎有点闻雷惊筴的感觉。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虽不敢称老，却一天天往老的地方去。我虽然算不上文人，却也喜欢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文字亦即先生笔下的诗或小说一类，人免不了俗，心底里总爱把自己往文人边上靠。看到先生的两个“所以”，想起老文人的处境，有一种瘦子为胖子发愁的感慨。自然也会想着一旦我也到了那一天，我这个沾“边”文人，随着“利比多”的不断流失，“性”趣不再盎然，用先生的话“不战而降，雄风不再”，奶挤不出，水也挤不出，这该如何是好?
再读时，却多了读文章､受启迪的感受，因之萌生出几分谢意。无论李先生引用的袁枚夫子，还是李先生自己，以年龄去衡量都是老人者也。我辈尚无缘得识的“名山”，二位把自己的经验之谈精妙传出，对后来者，尤其对我这将老未老，旦夕即老的沾“边”文人来说，实在是受益匪浅。首先，让人彻悟到，老来对文人而言，有双重的残酷。后生们呀，你可得抓紧再抓紧，“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人有惰性，常常把想做的事情往后拖延，指望明天去做。李先生的文章，把人叱醒:岁月将老，老之无奈，何来明天?其次，人必须有自省意识(当然并非只有老人需要)，老人尤其需要常自省。好汉不提当年勇，别老把陈黄历当作新纪元，虽说人要挑战极限，但千万别以为世界纪录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自己是纪录的永远保持者，百岁不倒，则纪录长在。李先生说“他忘了，他的文学春天已经是过去式，上帝不会为他创造奇迹，更不会给他百分百，早把脸掉过去，拿脊背朝着他了”。再次，做自己能做的事，莫勉力而为。从年龄角度，任何年龄段自有它的长处与不足，少年的狂妄与锋锐之气，是宝剑的双刃。老年人呢，没有少年人的锋锐，“其睿智､成熟，其圆通､豁达”应当为青年人所缺，即如国文老先生写出这样令人彻悟的文章，年过80的袁枚得出“人老莫作诗”的结论，都证明老人能做出年轻人未必能做的事情吧。
写到这里，忽然来了疑问，或者说，发现了一个悖论。写出“人老莫作诗” 诗句的袁枚已经年过80岁了，用先生的“老文人”概念来衡量，袁枚夫子要算是一个足够老､足够文的人了吧。袁夫子这首诗写得到底如何?旧学不深的我，不敢妄评。然而，该诗为李先生看中，并因之生发感慨，写成文章，令晚生袁枚夫子两百来年的人今天读来，仍不无启迪，足见诗写得不差。那么，一个80岁的老人写出“人老莫作诗”的诗，是说老人不能写诗呢，还是用行为证明老人也能写诗并写出好诗来呢?曾有一个意义与此全不相干的悖论:有人在雪白的墙上用墨笔醒目写着“请勿乱涂”四个大字，旁边，另有人用小字添写“你也在乱涂”，又有人写“他涂你莫涂”，再有人“你正在涂”……结果一目了然，这堵雪白粉墙成了涂满黑墨的墙，而这些玷污粉墙的内容竟都是从防止玷污出发。这有点像笑话，其实不是，至少不止是一个笑话。
从这一角度出发，三读李先生的文章，竟也发现某些断语下得有点生硬，甚至难以自圆其说，包括他对袁枚的理解:“体会袁枚的思路，无妨作如此理解，先生们，女士们，到了谈不动恋爱的年纪，最好就不要写诗了。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诗，恋爱谈不动，诗也写不好的。”可是，恰恰正是袁枚80岁以后写的诗，令先生你叹服，并因之写成这篇让我读了颇受启迪的文章，如果袁枚真的如他自己所悟“人老莫作诗”，先生怎能读到他的诗?我们怎么能读到先生的大作，又从哪里受到启迪?
还有，李先生断言，文人老了，诗与小说断然不可再写。先生搬出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英国的拜伦､雪莱等世界级大诗人的创作经历，举例说明“他们都是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期，写出一生中最好的诗”。先生说到这里大约意识到这些诗人的寿命大都不长，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期”和“写出一生中最好的诗”来说事，有点经不起推敲，在后面又补叙了一段文字。其实，补叙与不补叙意义不大，也无任何益处，援用这些没有经历过老年就过早离开世界的诗人，来证明人老了就一定写不出好作品，是没有说服力的。假如普希金38岁时没有因决斗身亡，焉知他“生命史上的黄金时期”不再，焉知“一生中最好的诗”就一定已在38岁以前写完?
李先生还举了鲁迅的例子，来证明人老了，就不宜再写诗与小说。从年龄角度，用鲁迅举例显然要比普希金他们来得恰当。先生根据鲁迅年表资料，说起一代大家鲁迅自46岁作《奔月》后，即“主要写杂文”去了。说实在的，用鲁迅这样的大家来取譬，还不大容易找到恰当的比照对象。好在先生引用资料时原是不拘中外古今的，我这里就以一个前苏联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来作比较，虽然从匹配的角度，我选择的这个对象未必合适。在世界文学史范畴，帕氏首先以诗名，1946年他57岁时，开始着手写小说《日尔戈医生》，一写就是9年，到1955年他66岁那年书成，由于前苏联的文艺路线､政策，该书几经周折终不能在境内出版，延宕至1957年11月《日尔戈医生》意大利文版才在米兰问世，接着又出了俄文版，并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次年，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再两年后，1960年5月30日晚11时20分，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57岁到66岁，不知道属不属于李先生所说“老文人”的范畴，不过，由于前面举了鲁迅的例子，这里也只能找一个与其年龄相仿､文学史地位相匹配的人来做比较。《日尔戈医生》这部长篇小说中包含小说主人公的25首诗(当然是作者代拟的)，倒是一个极好的反证的例子，既有诗，也有小说，作者也并不符合李先生列举的“欲叫欲吼，欲上吊､欲寻死､欲打架､欲革命的强烈感情，才能写出具有震撼力量的作品”的必要条件。而帕氏的诗想必不是先生所说“无性趣之人写出来的诗，有一股泔水味”，《日尔戈医生》也不是“谈不动恋爱之人写的小说，有一种猪食的感觉”吧。至于《日尔戈医生》作者的生理条件，鉴于1960年帕氏就已辞世，即便有考证必要，也无从考证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