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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为何焚诗
作者：寓 真
聂绀弩在北大荒写的诗,其实并不是后来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写北大荒生活的那些七律,是他回京以后补做的。从1960年冬回京,到1965年前这段时间,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那些优秀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这段时间中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给友人。他先是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写了诗交给文怀沙的夫人代为抄录,同时就自练书法。遗留下的诗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
关于聂绀弩焚诗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到。现在对这件事的了解,只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资料:
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1965年2月又某日,聂同朋友张友鸾等一起晚饭。吃饭中,聂说他已经把诗稿烧了,并且做了一首烧诗的诗。张说:“听说了,而且听说这首诗还不许人抄。”聂说:“当然,抄更不好,抄了传出去,人家问你为什么烧,这不是又一条罪状?”聂接着说:“真不想再做诗了,这东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问题。我细算了一下,这几年做的诗､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做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这样传开去就不得了所以就决定不写。”张说:“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穷不一定是没有钱的穷,更主要是‘途穷’之穷,穷了什么都不能做,只好做诗,当然越做就越穷,越穷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聂又说想写好字,张说“字写得太好也不行”。聂笑说:“吾生不有,亦后何有,这就只好四大皆空了。”
1965年2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聂在家中同某某谈起钟敬文时说:“老钟这家伙胆子非常之小,他极力劝我烧诗,说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烧,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似的。”某某说:“你呀,不烧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聂说:“可不是嘛!”
1965年5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闲谈中,聂说:“钟敬文好久没有来了,他怕我做诗牵累到他,这家伙胆小,如果不是他一回来就劝我不要写诗,我的诗也不烧了,这叫庸人自扰。”
1966年3月某日,聂绀弩在闲谈中说:“钟敬文这个人很怕事,连同我们往来都怕,劝我不要做诗,连我拿诗给他看他都怕,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动,不写,好了吧,可是人家还会给你算旧账,把你的旧作品拿出来批,还不是一样倒霉!”
钟敬文何许人呢?聂绀弩1982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钟敬文是“到现在相识已近60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又说钟是他写旧体诗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之一。从以上引述的几段谈话来看,聂随口戏称钟为“这家伙”,也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近的。1949年以后,钟敬文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64年钟下去参加“四清”运动时,聂曾赠诗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师生参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统一指令,1964年10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间才返京。但钟敬文不知何因,在1965年2月初就回了北京,也许是特殊原因临时请假。当时聂绀弩在与他人谈话中,甚至猜测钟是“摘帽右派”的缘故,被从“四清”前线给打回来了。就是在钟敬文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时候,对聂绀弩做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劝聂把诗烧掉,不要再写诗。
聂绀弩一再说到钟敬文胆小怕事。从实际情况分析,在当时一种政治高压､甚可恐怖的情形下,钟敬文由于参加“四清”的亲身感受,更能够洞知时事,并产生对恶况的预感,从而出于对朋友的关怀和爱护,完全是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劝聂烧诗。这种规劝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聂在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诗虽然烧了,却又要怪咎于钟敬文“胆子非常之小”。到“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聂绀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烧掉他所赠诗作吗?可见再多胆大的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无可奈何。
“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1962年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随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运动势头之猛烈,阶级斗争调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先在农村开展,其后必是城市。虽然是从整“四不清”干部开始,知识分子必是在劫难逃。文艺界已经展开了对阳翰笙(电影《北国江南》)､田汉(戏剧《谢瑶环》)､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等人的批判,火药味日益浓重。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会预感到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大倒霉的时候到来了。这种气候,聂绀弩并非没有感觉。应该说也是他自己迫于形势而采取了烧诗之举,并不完全是钟敬文力劝的结果。
“怕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样倒霉!”聂绀弩这句话还是说到了本质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聂就被逮捕下狱。这次冤狱的起因是写“反动诗”,但被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却不仅是写诗问题,还抓住了他日常一些言论,应合了聂绀弩说过的那句话:“要有问题都有问题”。用一句成语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挂帅”的大一统极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许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这是一切“诗狱”､“文字狱”的根本原因。
聂绀弩烧掉了许多诗稿,这无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档案,有些作品聂后来又回忆重写了,也有一些作品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我们为聂绀弩焚诗而深憾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想在那些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诗人和著作家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付之一炬,都曾经有过不许写､不敢写､不能写的残酷遭遇啊!
然而,事实也向我们证明:诗是焚烧不掉的,聂绀弩的作品流传着,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切优秀的诗篇都会流传下去。诗是思想的寄托,诗是自由的象征。诗总是在压抑中生长,在压抑中爆发。诗有着不屈的性格,诗有着不怕焚烧的超然的生命力。这是笔者从聂绀弩烧诗一事中得到的一点感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妨把诗,把自由,把思想,都一起也比做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