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充满悲剧的突围
作者：蒋书丽
吴宓曾有过很宏伟的创作计划，那就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新旧姻缘》。吴宓之所以将小说定名为《新旧姻缘》，是意在通过个人婚恋命运的不幸，来反映时代的历史变迁。他计划写成一部规模宏大的叙事和哲理兼有的史诗，他的小说没能够面世，而是用自己亲身经历的“新旧姻缘”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时代，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吾亦近世精神情况之代表也”。
可以说，在“五四”那一代风云人物身上，没有谁像他的人生那样富有文学色彩，尽管他的文学成就相对来说要逊色一些，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在新诗创作已经风靡并占据文坛的情形下，依旧情有独钟地坚持旧体诗的创作，并争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可见是一种怎样的执著精神，又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坚守传统文化的战士。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倡导和爱护，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新文化运动初期他对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是持反对批评的态度，而对中国父母包办式的婚姻倒是很有几分欣赏。当看到西方社会男女之间各种淫乱堕落现象，以及到处充满了旷夫怨女，他认识到中国父母在儿女初长成就积极为儿女选择配偶，使得男女及时婚嫁，各有家室，相对于西方因不婚或迟婚而引发的种种不良现象，实在是纯正而良善。因此，吴宓在未见其人的情况下接受了主动攀亲的陈心一，也就毫不奇怪。对他来说，男女之间重要的不在于自由选择，而是相互之间的包容调和。
吴宓的婚恋观，一方面来自自己的认识，一方面也受好友陈寅恪的影响。二人在谈及婚姻问题时陈寅恪就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以及“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只是吴宓没有想到，正是这小之又小的婚姻问题让他蹉跎半生，著述无成，成为他生命旅途中最浓墨重彩的一道风景，而绝非是轻描淡写。也因此使得他在那一代人中，不似他人以著述传诸后世，而是以独特丰满的人格和道德操守征服了后人。
作为一个诗人，吴宓自幼就浸淫在中国古典的诗风词韵中，青少年时期更一度陶醉在才子佳人小说里，他自己更是长年坚持古诗的研磨和创作，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因此在他身上体现出诗人的浪漫性情和文学气质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对于婚姻，也就必然渴望达到一个才子佳人、神仙眷侣般的境界。在他对妻子陈心一的“不能谈论文学，了解我之诗思逸情”的抱怨中，实则暗含着他不仅期待着陈心一能够红袖添香，而且更是可以展卷品玩、吟哦酬唱的诗友，但在这方面显然吴宓深感失望。当传统的婚姻模式暴露出弊端的时候，吴宓遭遇了现代的浪漫爱情，他遇到了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女性——毛彦文。二人的相识相知可以说完全符合吴宓的浪漫性情。因为搜集小说素材的原因，吴宓和毛彦文有了多日的单独相处，几乎日日同出同进，促膝而谈，对于从未有过和女性单独相处经验的吴宓来说，这样的经历无疑是全新的，更何况他们更多的话题是感情婚姻，而且畅游在风景宜人、适于滋生爱情的杭州西湖，这一切无疑都有助于他对毛彦文的同情产生质的飞跃，由友情而爱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种全新的现代爱情模式，显然吴宓很不适应。毛彦文是一个相当有个性和主见的现代女子，但吴宓只看到了毛彦文令人同情的一面，而忽略了在她身上表现出来的非一般传统女子所具有的刚毅、独立和坚强。试想，一个从父母买卖婚姻的成亲仪式上毅然逃跑出来的女子，其勇气和胆识就非一般人所具有。与其说吴宓被爱情弄昏了头脑，不如说是他膨胀的同情心在作怪，还可以说他是同样的错误犯了两次。在两年的交往中，吴宓并非没有意识到毛彦文不适合自己，但争取和毛彦文结婚，对吴宓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应该完成的善事，而不再是爱情的自然结果，就像当年不忍伤害无辜的陈心一一样，如今他又不忍毛彦文的孤身飘荡，所以他的“爱彦之动机，并非为己身选择配偶，乃使彦有所归宿。今后如续行爱彦，其动机亦必不出于此云云”。这一番动机纯正、词旨宏大的爱情高调，相信决不是毛彦文想听到的。
在吴宓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在思想文化方面，他挺身而出，逆历史潮流而动，坚决捍卫着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但在个人生活上他却融进了时代的潮流中去。然而更为不幸的是，传统与现代的交叉注定了这种融合不可能是彻底的，所以他和众多女性之间所发生的爱情故事，统统不过是一个传统文人和现代女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他不可解脱的命运之网，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孤独。他的同事温源宁在给他做的人物速写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他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个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是从气质上看，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由于吴先生是如此真诚和表里如一，以至于他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却没有看到！”这番评价是中肯的。
的确，真诚或者说坦诚是他的一种突出的品质。他虽然大力维护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但在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他果敢地采取了离婚这一方式。因为他认为这恰恰是一种道德的方式，这样做，他既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对方。所以相对于那些委曲求全者来说，吴宓是坦荡的。对于自己爱情上的追求和波折以及失意，他也毫不隐讳。在给徐志摩的悼文中，吴宓将其比作雪莱，并毫不隐讳自己对徐志摩和雪莱得到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羡慕，所以，本来是一篇徐志摩去世一周年的悼念文章，却成了自悼之作，孤独失意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该文主编林语堂在编辑按语中明白指出，“雨僧（吴宓字雨僧）此篇悼志摩亦所以自悼，过于坦白，吾知其必为刻薄者所诟病。然吾深知雨僧，宁可使其真坦白，不可使其为假雨僧。……”
上个世纪初期，知识阶层的婚恋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反映在了实际生活中，过渡一代的许多文化名人都不得不承受着传统的婚姻和现代的爱情所带给他们的心灵上的震荡。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胡适和鲁迅了，他们二人的处理方式和吴宓有所不同。胡适始终坚守在自己的传统婚姻里，尽管他的跨国恋情当时几乎尽人皆知，但他选择作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胡适身上，实际上也是混杂着新与旧的矛盾。鲁迅的选择似乎更多了无奈，在接受新婚姻的同时，他不得不保存着旧婚姻的躯壳。比较来看，无疑，吴宓是幸运的，毕竟，在婚姻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家长的逼迫。然而，在这三个人中，最传统的吴宓选择了最现代的方式处理了自己不如意的婚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吴宓和胡适这一对矛盾体，在爱情婚姻方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特别饶有意味的是，彼此做出的选择都是和自己一贯的信仰相反。强烈主张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的胡适，尽管也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却选择了维护典型的包办婚姻；主张传统道德和克己复礼的吴宓，却断然从媒妁之言缔结下的婚姻中突围而出，引起亲朋一片哗然。可以说，在他们二人身上，非常典型地暴露出了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尽管胡适接受了一系列的现代观念，尤其是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但在处理个人的爱情婚姻上，却不得不向传统低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保存了传统的婚姻模式。因此，在胡适这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身上，也可以看到异常保守的影子。而吴宓，这个坚决捍卫传统文化的现代学者和大学教授，尽管自己的爱情还不十分明确，却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不快乐的婚姻，而且是通过现代的协议离婚方式。因此说，在吴宓这个被称作保守分子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追求自由的激进态势。他们的选择，都没有按照各自的思想逻辑展开，而是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由此可见，在他们二人身上都有传统和现代复杂的交织，难以绝然厘清。这样一种现象，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吴宓融汇各种优秀文化的主张的现实合理性，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决非是新旧截然对立的，旧的当中孕育着新的可能性，新的当中包含着旧的因子。所以，将胡适作为参照和映衬，能更清楚地看到吴宓的选择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同的婚姻选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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