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从赵玫的“引号”说起
作者：仵从巨
此番读《摒弃“引号”》一文之心动在于我以为它传达了一位小说家自觉的“语体”与“文体”意识:文章讨论了“引号”亦即标点符号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也涉及了“长句”和“短句”的问题。标点符号的用或不用､用又怎样用､句子当长抑或当短，它们最终影响或决定的是小说文本的“语体”与“文体”，而这二者，在“怎样写”更被关注的当代小说创作中自然是十分要紧的。
赵玫觉得扔掉了引号如除去枷锁般自由､表达得更畅快，以波折号取代“他/她说”之类提示语更有变化中的乐趣，而使用长句子可使“多重因素在一个句子中‘共生’”，以“不同的字体(可)代表不同的思绪､不同的时态”等等。这自然都是她的“小说观”的构成内容，别人自可见仁见智，令我心中一动之处在于她这种并不多见的自觉意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小说家经验性写作者多､理性写作者少(即以一种自觉的意识去统辖引领写作的过程;而“自觉意识”乃指对世界､人､事物包括小说等艺术形式有属于“自己的”明晰看法且付诸“自己的”实践)。赵玫所以如此，除其他因素外，她文章中的一句话给出了提示或解释:“这大概和我进入文坛后最先从事的文学理论相关”(她在其《灵魂之光》中曾谈及大学毕业后大量研读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他们的作品，并因此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正是有文学理论这样的知识背景与基础以及相关的实践，当她进入感性的文学创作时，因理性而特有的自觉便自然发生其积极的作用。
再回到标点符号的话题。想当年意识流小说被译介到中国的时候，因为标点的“不用”或非“规范”使用也有一片不解以至责难之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数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第十八章(最后一章):女主人公长达57页(中译本)的内心独白无标点，这应是登峰造极了。莫说当初不能接受者众，即使今天真正接受者几?再如法国小说家塞利纳(1894-1961)，这位几乎只有两部小说的作家在法国文坛却得一席位的要因便是他属于“创新者”(这是法国学者自己的词)，他1932年的《茫茫黑夜漫游》系成名作，而1936年的《慢性死亡》则属成熟作。成熟在哪里?此作有了他的风格——口语和“被著名的省略号切得断断续续的文笔”(J·贝尔沙尼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乔伊斯为什么不要标点?塞利纳为什么要重用省略号?这的确不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花招(像许多不解他们的读者论者所简单以为的那样)，在深处或背后隐藏的是他们的自觉意识。乔伊斯要让女主人公莫莉的内心独白在“叙述”的形态上最大程度的“逼近”她此时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意识模糊朦胧的非理性状态或呈现“意识是不断的流”(而标点无论是逗是句是问是叹都是作者理性处理的结果);塞林纳要以省略号造成的“断断续续”呈现叙述者(第一人称“我”)因激愤与抨击而生的“中断”､用“断断续续”呈现世界与人生的“破碎､不连贯”､用省略号的“含蓄”产生沉默的中断生发的“丰富”等等。还有更典型更有意味的例子，那就是法国新小说的大将､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西蒙在小说语体､文体方面的探索与成功是多方面的，此处我们只说标点符号。西蒙有时不用标点符号，比如他在《植物园》(1997)中的一节:
他对此不会有什么更多的概念不会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在马背上全副武装地度过十个小时然后全身披挂地倒在一个厨房的方砖地上然后在拂晓之前再跨上马再在马背上度过一整天到晚上遭到飞机的袭击重新又全副武装地睡在一个谷仓的土地上假如可以管这个叫睡觉的话然后又骑上马然后被人包围在枪林弹雨中纵马飞逃骨碌碌滚下一条铁道深深的沟底从马上摔下来企图在铁路上跑然后不得不改为行走偷来一辆自行车接着蹬车蹬得喘不过气来又找到自己的马跟它搏斗一番让它蹦过一条小溪再次跨上它的背然后再飞奔上十到十二公里路完成所有这一切时身上从钉有大鞋钉的靴子到头盔有整整一套装备马枪子弹带防毒面具马口铁壶马料袋上面的橡皮带把你勒得半死这还不算一件又重又长的骑兵大衣其下摆不时拍打着你的小腿肚全部披挂的分量起码有十二公斤。
这是接受采访的“S”在向因全无体会故知而不解的记者解释“战争中的疲劳更甚于恐惧”(的“感觉”)。由于西蒙完全取消了标点，就使那马不离鞍人不卸甲不停息地奔逃完全地“形象化”了。它充分再现了“此时此刻”的情境性氛围。而且，它不仅与狼狈不堪的逃窜中又累又急疲于奔命的“呼吸的节奏”(“喘不过气来”)相谐(你不妨一口气连续下来)，同时也把这种“感觉”真切地传达给了阅读者。西蒙在谈及“标点”问题时曾说:“要是我中途停下加上一个句号，一个逗号，那就会把我的思路切断。”其实又何止是“思路”:标点符号取掉了，叙述的密度便在直观中凸现;语速加快､语势加强;情景逼真､形象如在目前。上例是“不用”标点，再看他“乱”用标点，例子亦出《植物园》一书:
他始终以外交家(他自称是?眼或曾经是?演意大利军队中的军官并让人叫他司令)同时又以殡仪馆承包人(“或者以他可能是什么身份”，某个不喜欢他的人后来对我说:“他居然让你吃惊了?一个冒险家——或是更简单，一个恶棍，一个平庸的小拿破仑或者干脆那不勒斯人，假如他曾在什么地方当过‘司令’，那也不是在意大利军队中，而是在某种诸如‘黑手’或‘我们的事业’的什么中:他是那种家伙，以为伪装成掘墓人，眼睛里挂几滴泪，参加一个被打发走的同事的葬礼就可以出人头地了:每当什么地方要弄死个什么人，这种家伙都能找得到……”)的优雅风度……
从上例可以发现，小说中极少标点符号如是用法。而西蒙主要以圆括号､方括号的运用使叙述存在了三个层次:1.“S”的叙述;2.“S”在现在进行时的叙述中同时叙述他关于对象“司令”身份的怀疑;3.某个不喜欢这个被叙述者的人关于“他”的议论。去掉括号内的两个层次，“主句”只是“他始终以外交家(……?眼……?演……)同时又以殡仪馆承包人(……)的优雅风度……”一句简单的话。我们由此可以获得的结论是:应属不同时态的三个层次的叙述在现在时的叙述中“同时性”呈现了;“司令”的身份､来历､面目等因三个层次的叙述既变得越来越全面而清晰同时又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而模糊(关于他有多种说法，这使“事实”变得全面，但到底哪一个更准确，又使“事实”更加模糊)。重重括号的多次说明､补充､限定，在“意识”的意义上使事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得以直观地表现。而且，“文本”的具体形态又有了属于西蒙自己的个性。
在一篇短文中，上述引例显得长了些，但终因其典型而未能割舍，何况，西蒙也正是赵玫推崇的几位作家之一。
你可以看到，在乔伊斯､西蒙们对于标点的用与不用或怎样用的形式背后，都有属于理性的“哲学”:或是要用形式证明“意识流”､或是要表达复杂的“不确定性”甚至世界与事物的非逻辑性等等。他们的形式是“服从”于哲学意识的。西蒙把“叙述”视为“历险”，他说“我们总是在流沙中行进”。这传达的是一种不断探索､创新的意识，难怪他在84岁时宝刀不老､廉颇能饭地有了《植物园》，此后又在89岁高龄时有了《无轨电车》(2001)。
长话短说，我想表达的是，如赵玫这样的自觉意识对于实现作家之志趣与追求是极重要､极宝贵的东西，惟有这样不懈地探究，惟有在感性表达､形式寻求的后面存在“哲学”的支持，我们的创作才可能“更高”，我们的作家才能走得“更远”。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昆德拉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为了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他离开了一家出版社。
想“自由谈”的还有一句话:《文学自由谈》上不时有剑走偏锋的文字､亦有文辞奥博的篇章､甚至还有言语如刀的“对打”，这自然都激发了刊物的“活气”､增添了论说的“热闹”，但作为读者，我倒是更希望看到以曼妙知觉的文字织就的有“理”有“识”的文章。当然，柳腻苏豪､萝卜白菜，原本不易说清，但率尔操觚､故发惊听回视之论､以至瞽说时出，总好像不大好。或者说，不宜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