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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与流派精神
作者：庞清明
历史总是出奇不意并让人忍俊不禁:1986年，我还是个对诗歌痴迷不悟､疯狂压榨青春的半大孩子。就在这一年，徐敬亚､孟浪､海波､海上等几位诗人，怀着PASS朦胧诗的冲动与决心，依托深圳这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向全国新生代诗人发出雪片般的约稿函，深圳成为继北京之后又一个诗歌流派的发祥地与旋涡中心。徐敬亚，这位朦胧诗的理论旗手，在预感到朦胧诗的光环即将褪去的关键时刻，再一次站在历史的节骨眼上，凭借个人胆识与人格魅力呼啸山林､聚众谋反。他以巨大的勇气与超前的眼光将流派作为诗歌的暗号口令——“没有宣言的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的可以创主张，单枪匹马称派者不但可以，而且更具魅力”，并赢得一呼百应之效，各路英雄豪杰披甲提剑､摆擂鏖战。于是，中国诗界又一个分水岭迅速出现，一批地下诗人以临阵磨枪的流派姿态杂乱无序地浮出表面，徐一不小心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是年10月21日的《深圳青年报》与10月24日的安徽《诗歌报》“86现代诗群体大展”隆重上演，七个版面64个流派近200位诗人哗啦啦登台亮相，只见漫山遍野红旗飘飘，敲盆擂锣，非非诗派(四川)､莽汉派(四川)､他们诗派(南京)､撒娇派(上海)､海上诗派(上海)……整体主义诗派､大学生诗派､三脚猫诗派､卦诗派等等不一而足，还有单门独户的“西川体”派。两报“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于，明目张胆地将诗歌流派作为旗号响当当地打出来，致使华夏大地到处都是诗歌的旗帜飘扬，让经历了朦胧诗狂热进入审美疲劳的国人再一次裹进中国诗歌的滔天巨浪。一些沦落多年的青年诗人钻出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从此正大光明地招摇过市了，一些初出茅庐的习诗者看到了拉帮结伙的终南捷径，中国诗歌流派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对弘扬当代诗人与诗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通过这次集体亮相正式走向当代诗歌的前沿，为中国当代诗歌开疆辟地，形成一座座山峰。这次诗展不亚于唐山大地震，把几乎铁板一样的中国诗界撕裂一个大口子，打破了靠大刊大报的编辑老爷戴着花镜去发现培养诗歌苗子､中国诗歌10年甚至30年一跳，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格局。
事件的另一面却非常吊诡又令人玩味，当年轰轰烈烈像孙大圣一样从石缝忽然蹦出来的“八八六十四”个流派转瞬已成过眼烟云，刊登大展的两家报纸最后落得一家关闭､一家不断改头换面的凄惨命运。绝大部分诗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刷得七零八落，早已不知身在何处。留下来的非非诗派､莽汉派､撒娇派､大学生诗派也显得“门庭冷落车马稀”，与当年的春风得意不可同日而语:有的改朝换代被一帮小年轻苦撑着;有的变成专制主义大本营;有的师爷师奶不知所踪;有的像平静的大海不时咕噜几个气泡却翻不起大浪;更多的则由于理论准备不足仓惶应战，作品与宣言严重脱节，眼光过于狭窄，老瓶装旧酒，光杆司令唱独脚戏，不断裂变最后不知所终。轰轰烈烈狂飙急进的流派运动最后分崩离析，难免不让后来者嘘唏掩面。就像一场混乱不堪的T型台上时装秀，绝大部分半路出家未经过文化､素质､体能､表情､化妆培训与包装的楞头青年与黄毛丫头被“拉郎配”，尖叫与发嗲､怪相与穷酸､粉刺与扮鬼层出不穷，奢望大展的整体水平并保持蒙娜丽莎似的永恒魅力无疑是缘木求鱼。
到了今天，“86现代诗群体大展”留下“闹剧说”､“游戏说”､“泛滥说”､“糊涂说”､“谢幕说”､“退潮说”等几处硬伤，这就是命数。策划者徐敬亚面露后悔之色:“对诗派强调得太厉害了，搞到后来有点像闹剧，我确实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而当初他也有所警觉，但来不及了:“近日所收稿，宣言多大于诗，诗歌比较脆弱，望戒”)。当事人海波认为大展仅仅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游戏精神。博取“说话权力”的杨黎说:诗展的一个主要影响是造成流派的泛滥。撒娇的默默坦白，他是胡里胡涂被动参与了这个大展，并一人占得三位。在诗坛撒了一会儿野捞过了界神气活现的韩东是个明白人:“把大批的零星散落的底下诗人聚集起来走到了地上，诗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的一个顶峰，但也可以说是现代诗的华丽谢幕。”而陈东东则预见到高潮之后的退潮。所有这一切汇集在一起，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两报“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文革”后始开中国诗歌流派之先河，为中国诗歌留存了一份集体主义的火热记忆，使中国诗歌以大面积丰收的惊悸与喜悦打通公众的耳目，对推动诗歌的普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由于主观因素的过于膨胀及准备不足，86大展造成对真正的流派精神的伤害，诗歌独立自主的品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众多为诗者仿佛一夜之间找到了登龙术，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20世纪末的那场某某论剑，并以恶劣的二元对立的粗暴行为把中国诗歌撕裂，使具有优秀文化道德传统的中国诗歌被妖魔化。诗人安琪在回答《中国青年报》时说:“国内诗歌流派现状是，86大展那些强大的某几个流派譬如他们､非非､撒娇､莽汉等偶尔还像帝国主义做一些垂死挣扎状以外，其后起者很奇妙地被归入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和第三条道路三个大的流派。如果从这三个大流派来看，基本可以用互相抵制互相竞争来形容。”而第三条道路恰恰逮住了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两大流派二元对立､偏激傲慢的软肋，关键时刻绝不手软，并在21世纪初期从不间断地对知识分子的外强中干､软弱涣散与民间分子的嘈杂喧嚷､虚伪包装是不需挑拨的皇帝的新衣与异体同胎的小把戏进行彻底清算，复活并张扬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流派精神。
第三条道路在猛批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步空蹈虚､歪曲事理的同时，展现出一种“宣言､理论､文本､网络､出版､资料库与行动”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这是21世纪赋予第三条道路作为中国当代诗歌超流派意义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将第三条道路定位于一个“源头”､一个“启示”与一个“契机”。从“源头”上看，第三条道路间接传承两千年前我国思想家､儒学鼻祖孔子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倡的宽广兼容的精神，他们都把中庸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认为怯懦和鲁莽､冷淡和纵欲等极端行为都是无德，只有走适中之路才是道德的标志。孔子把人生分为三个境界:一个是过，即偏激;一个是不及，即畏缩不前;中庸促使自己的行为合于适中，此乃天下之正道与天下之定理。当然，今天的第三条道路诗派所说的“中庸”，完全是区隔知识分子西方话语权下花哨的“附庸”写作与民间分子街坊里弄糜烂的“平庸”写作，并对春秋时代孔子的中庸精神进行了重新的评估，显示一种前进中的吸纳批判与鼎故革新精神。一个“启示”是“86现代诗群体大展”，大展为中国当代诗歌堂而皇之地树立起了流派的标识，彰显了流派的正面意义，但第三条道路对当年绝大部分流派的无疾而终保持警惕，重新打量当代诗歌流派更高层面的精神与指标意义，因此，让我向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现代诗群体大展”的策划者徐敬亚等人表示由衷的敬意。一个“契机”则是1999年的“盘峰论剑”，第三条道路面对强权，基于道德与良知勇敢地站出来，通过不断对暧昧不清的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两大流派的纠偏下猛药，反思与自省､创新与超越，凸显第三条道路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超流派(宽广主义､好诗主义的践行者与集大成者)的现实意义，给日渐商业化庸俗化浮泛化的诗界一道灿烂的云霞，并必将成为未来中国诗歌的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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