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他有不做战士的权力
作者：李江峰
知识和道德可以互否吗?这类义愤填膺的批评显然对此持肯定态度。尽管钱钟书被认为是“一个在道德上过硬的人”(黄永玉先生语)，但更多来自同行的月旦却始终不间断地勾勒着一个全然相反的形象。很奇怪，钱钟书作为一个学者兼作家成为这种泛道德主义批评最集中的驳难对象时，他所拥有的深广智慧竟然成了他人格缺失最得心应手的佐证，学术建树､文艺建构反过来成为他必须进行实际上不胜负荷的道德承担的充足理由。不断有人在责问钱钟书“为什么不奋起抗争?为什么没有以死相谢，比如自缢､投湖或卧轨?”尽管钱定平先生已然斥之为“昧着良心的诛心之论”，但还是有人声称“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问: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人学者，不，还作为一个很容易往道德体系上靠拢的人，在洁身自好与谭嗣同之间，在文化昆仑与秋瑾之间，究竟作过怎样的选择?”(达然《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书屋》2004-4) 道德规范的执守在通常情况下出于自律，那么是谁赋予了批评者进行这种责难的权力，他们又何以拥有这种盛气凌人的道德优势?“反钱学家”的批评路径在这里蹈入一个令人诧异的怪圈:首先，你醉心学术妨碍了对道义责任的承当;其次，既然在道义承担上乏善可陈，学术建构的价值自然就落了空。可是如果撇开了学术文艺建构，对道德责难的依据和意义又从何而来呢?是不是如果无所作为甚至哪怕他去做过帮凶，道义承担的要求就可以就此豁免了呢?至少这种批评逻辑给我们这样的暗示，因为很明显它的严苛并不是针对参与过那个时代文化实践的每一个知识分子。在钱学的智慧中，有灵动活泼的生气､趣味，个中贯通着主体充焉沛焉的自由意志，但这并不必然要促使钱钟书成为一个战士，他自称是一个retired man ，他有不做战士的权力，他护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低限度的责任伦理和道德底线。耐人寻味的是，太多的人对钱学智慧的褒扬实际上是以知识作为标尺的，而与此同时，这个标尺又作为道德利剑被另一些人高悬在钱学之上，而后者的批评心态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洁癖倾向:有人对钱钟书“是一个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基本上找不到整人记录的文化人”似乎耿耿于怀，一面在钱濮干戈上引申发挥(钱濮公案，关乎既往的一段历史劫难的参与､介入者的文化定位，表面的个人恩怨掺杂与交汇着时代精神的兴衰生灭)，一面甚至拿与某位政治家的“交厚”来印证钱钟书“平常心”与“独立的文士品格”的缺失，在口口声声要把钱钟书拉下学术神坛的同时，先自把他预设为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在针砭钱钟书“龟缩哲学”的同时，一些年轻的论者更是极度自我膨胀，了无对智慧､良知应有的敬畏，在以道德判官的姿态指责钱钟书“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对这个世界中丑陋的不合人性的东西视而不见”的同时，自以为凭几篇浮薄的哗众之作可以比肩“管锥谈艺”，甚至公然标举自己的情色小说中饱含着钱钟书无法企及的“大悲悯”。遗憾的是，除了月进多少多少港币之类的炫耀，我们在这些学者的文字里读不出半丁点他们惯责于人的“对不公愤愤不平”的意味。在这样的情形下，对钱钟书的道德审视事实上沦为无容置喙的人格批斗。 钱钟书真的“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了吗?对钱先生学术文艺稍有知会的人应该清楚。“知识分子的出路”或者关注社会的方式非必是操戈或赴死，鲁迅先生在这一点上早有对青年人的谆谆告诫。惯于嬉笑怒骂的钱钟书在他的艺术和学术活动中一向对“人”“这种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颇多跌宕放诞之论，谐谑中对丑恶人性的指责，殆无丝毫的遮掩。除了在弥漫的围城式情绪氛围，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也是钱先生艺术世界里纠缠不休的情结。对“人人身上都长虱子”的那段荒唐岁月，钱先生也是最早发出自省吁请的哲人之一，可惜这种空谷足音是“反钱学家”不屑听闻的。
与偏执的道德审判相比，对钱钟书的学术文艺的蔑视也许不足为怪，学术研究，见仁见智，像“大悲悯”这种不可测度的玄虚之物，你说你的小说有，而《围城》付之阙如，只要持之有故，别人自也无话可说。钱钟书的学术文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与生命境界，这种智慧与境界跟举业无关，跟职称无关，跟当下许许多多的各种聪明的晋身之道无关，它只是个人性情的发散与伸张，与既成的治学规则颇多悖逆，从方法论上看不一定会被工具化的学术认知套路认可。但学术研究而与道德有干系者，有两端似应提及。其一是你起码应该先读完钱著再做论说不迟，这是一种基本的学术道德。有很多论者在指责钱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时候，往往也承认对钱著读得不多，更有连《谈艺录》尚未读竟者也能洋洋洒洒写文章辣手灭钱。其二是你应该有一个统一而相对恒定的美学标准。一位专攻武侠小说的学者的说辞颇有代表性:他认为《谈艺录》是诗话一类，算不上是一种批评，潜台词是:钱著还不是现代学院风格的黑格尔､康德式著述，要我佩服，你还得拿出现代性的论文来。其实文体的分类并不等于价值的高下，这位曲意弥缝雅俗之界的批评家想必不赞同构建一种新的文类等级秩序，道理很简单:有创造性的学者是常有出位之思的，好比我们要说“金庸的小说毕竟还是属于武侠小说一类”，这结论并不妨碍金庸的现代性。如果有人提出金庸要伸张他的现代意识，该照着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模样来上几篇，何必非要依托传统武侠的衣钵呢?这种逻辑，显然并不能服人。还有一种别致的论调，认为钱学以文言行文，谈不上学贯中西，不过是“以中贯西”而已。这说法乍听新人耳目，细思则近乎耸人听闻。中西体用，如何居间调停，不是一句俏皮话能了断清楚的。我以为中西而贯，骑驿调停者需立足本位，有谁能找一个不偏不倚“学贯中西”的先例出来吗?中西会通，前提是可以会通，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悠同，中学西学，道术未裂”，既同，则以文言传西学，就必定会隔吗?换种欧化的白话方式就一定能通吗?实际上你是有“裂”的成见在，要刻意护持这“裂”，则汇通两造是必不可能的，倘不承认有同，则无论对西学钩沉至何种地步，在你看来，仍是拘执中土，以夏制夷。这是上了语言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