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文坛，绝非最后一个受害者
作者：高 深
老先生也许是随便一说，却惹得我半宿没睡好觉，遂想起文坛上看到听到的一些事，文人谋官求爵的确实不少。
真正的文人历来自视清高，心思用在写作上，对于作品以外的东西，不趋荣利，漠然置之。但当今的某些文人，不仅对“位”与“权”心向往之，对获什么奖，当什么委员、评委，出席某个会议，都耿耿于怀，甚至连某篇评论中提及的座次，也斤斤计较。看那样子，不捞个“满汉全席”不会甘心。而这些人的创作，倒是“功夫在诗外”。
眷恋功名爵禄者，古今都遭世人鄙视，而“节纵孤高，无伤冲雅”则备受人们仰慕。在这方面，古代贤者令人肃然起敬。北宋大文豪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对严光称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位严先生是范仲淹终生崇拜，敬佩有加的先辈，尤其仰慕严先生不谋权势，安于淡泊的高尚人品。严先生曾与刘秀一起游学，相处无间，用今天的话形容，两个人是不分你我的“铁哥们”。后来刘秀做了皇帝，第一个想重用的人就是严光。可严光没有接受恩赐，且隐居起来不见刘秀，害得刘皇上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他，恭敬地恳请严光进京。刘秀到严光的住处拜会时，他竟卧床不起。刘秀走到床前，屈身拍着他的肚子说：“子陵（严光之号），你就不肯帮助我治理天下？”严光先是不予理睬，过了好一会儿才答道：“士各有志，你何必死乞白赖地逼迫我？”
范仲淹之所以盛赞严光，因为即使是古代文人，像他这样不依附权贵，淡薄名利的也很罕见。
官场也好，文坛也罢，为何有人对职位、席位那么在乎，那么望眼欲穿，那么馋涎欲滴，甚至不惜厚着脸皮托人情，走门子，搞关系，拉选票，有的还公然伸手要官，花钱买官。可见当官必是有好处，有实惠。试想，如果当了官就真的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还得把荣誉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还可能有那么多人挖空心思地去谋官吗？
官场的情况不甚了了，文坛上有了职位却真的有不少实惠。例如只要你真戴上了那一级的乌纱帽，享受那一级的工资级别、物质待遇，房子、车子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其他像评奖、出国什么的，都会比一般作家得到的容易。也正是因此，有的人才党委任完职到人大，人大任完职到政协，老得颤颤巍巍了，还要最后赖在位置上，当个“名誉”的都不干。有的人已经退下来几年了，还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对失去的权力恋恋不舍，仍利用各种关系、各种机会，施展种种权术，打一派，拉一伙，干预许多不该干预的事情。这让年轻作家们会怎么想？
文坛本来还是相对清净的，可是几千年来的“官本位”观念，不仅顽固不化，而且不断扩张，积极向外延渗透。想想吧，固若金汤的长江大堤尚有渗漏，“官本位”怎么可能只在官场上“游弋”，而不向其他领域扩张？仔细观察一下各个层面、各类协会、学会，哪里没受到“官本位”的风蚀？哪里不存在“官本位”的菌染？“官本位”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广阔的扩张土壤，有悠久的传播历史及氛围。文坛并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诚然，所有不体面的事情都是“个别”的，文坛上的“清高”之士古今不乏。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４１岁任彭泽县令，有一次“郡”里的一位“督邮”（官名）到彭泽视察，按惯例县令要出来隆重欢迎郡官。但陶渊明不肯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他说：“我不能为了这区区５斗米的俸禄，向一个庸俗的小人折腰！”当即辞职回家，并写了有名的《归去来辞》。文章中表现了诗人对腐朽的官场生活的厌弃，对农村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从此，诗人再没有出来做过官，一直在农村劳动和写作，被称为“田园诗人”。
当今也有淡泊权位的作家，河北省写农村小说的高手何申就是一位。他为了潜心写作，早于４７岁时就主动请辞一家报社的社长职务，宣传部的副部长也不兼了。还有辽宁作协多产作家孙春平，他感觉“驻会副主席”杂事太多，影响创作，也打报告辞去“驻会”职务，当了专业作家，并立马到一个县里深入生活。据说何申担任报社社长时，电话最忙，连吃饭睡觉也不安生。辞掉职务后，电话顿时“哑”了。他说，虽然头几天多少有点“失落”，感到些许寂寞，但无官一身轻，终于“解脱”了。孙春平奔跑在县城与乡村之间，仍很忙乎，只是没有人再因入会、评奖、开研讨会、上稿子等俗事烦他，有了支配时间的自主权。
开罢“七代会”归来，我也暗自告诫自己：应当牢记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致友人一封信中所说的：“让老马在适当的时候退役，免得它在赛场上出丑，被观众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