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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家店无恙否？
作者：陈 冲
公元2005年10月，我有过一次以江浙一带为目的地的自驾游，第一站却是山东的曲阜。纯粹是旅游，并没有想在“五四”运动86年之后，看看孔家店是否无恙的意思，当然也没有朝圣的意思。所以不仅旅游的知识准备趋近于零，两天的游览中，也没有搜集片纸只字的资料，更没有花钱雇导游。
曲阜的旅游业，靠的就是“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就这，我也是到了那里以后才听说的。更有甚者，连听也没听准，直至站在了孔林大门口那块“至圣林”的扁额之下，我才明白它叫“孔林”，而不是我因为没听准而错以为的“孔陵”。可也是，孔丘再怎么“至圣”，还到不了墓地称陵的资格。后来在孔子墓前，听别人雇的导游介绍，那墓碑上的刻文共八个字：“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清朝的一个皇帝——没听清是康熙还是乾隆——要来，这碑文就有了问题。“天无二日”，两“王”不能相见；孔子虽然又“大成”又“至圣”，在真龙天子面前，却是不能称“王”的。可又不能重立墓碑另刻碑文。就有聪明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墓碑前修起一道矮墙，高度恰好遮住碑文中那个“王”字最下面的一横，使前来祭奠的人从正面看过去，看到的只是不足七个字：“大成至圣文宣干”，避开了“两王相见”。聪明是真聪明。中国人的聪明全用在了这种地方。
作为旅游，我玩得挺好。可到了写这篇文字时，那些“好”全成了无用之物，自以为还值得一提的，只有三件事。
第一件，和我去过的多数旅游地一样，在进入景区之前，要穿过长长一列出售土特产品、纪念品的摊位。不同的是，这儿的摊主格外热情，常有两边的摊主同时迎到路中间来兜揽生意。买个这个吧？买个那个吧？都不买，最后会塞过来一个烧瓷纪念章。是东北来的吧？河北？河北也不近啊。来一趟不容易，再怎么起码买个纪念章吧，很便宜嘛。你看看，不买不要紧，你先看看。终于有一次我接过来看了看。烧瓷的质地就不必提了，那上面孔子的头像，一把大胡子，神态很是威严，却显得凶相了些。我问，孔子就长这样？摊主说，你放心，错不了，这是市旅游局审查过的。我说，孔子好像没留下过照片呀。摊主不以为然地说，嘿呀呀呀，你这位老先生，孔子长啥样，就那么回事儿呗。你买个纪念章，又不是为了证明孔子长啥样，是为了证明你来过这儿嘛！我笑了笑，把纪念章还给了摊主，心里说：我来过这儿，自己知道就行了，用不着向谁证明。
第二件事发生在孔府内的一套四合院里。以我的眼光，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出这宅子有何特点，正不得要领，却听见别人雇的导游在讲解：这是孔子第××代孙孔××住的地方，孔××一共有四位夫人，待会儿我会领大家去看这四位夫人各住在哪间屋子里……
罢了。在中国，一个男人怎么可能有四位夫人？不过，正是这段经历，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说中国长期实行一夫多妻制是不准确的。恩格斯曾说他们那边实行的是“以通奸和嫖娼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大意），比照这种句式，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应该是“以纳妾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若要更精确，作为“补充”的还有“宠姬”、“外室”等等，当然也有通奸和嫖娼。妾可以成群，妻却只能有一个。作为惟一的妻——“正妻”，用处可能不大，但地位必定较高。这一点在孔林中也得到了证实。
第三件是孔林。这是一个大项，大项之下还有小项。
第一个小项有点儿姑妄言之，不太有把握，因为孔林很大，我又走不了太多的路，更没有时间将所有的墓碑一一细看，所以只能说，在我看到的、注意到的墓碑中，只看到过“德配”的墓碑，没看到过“如夫人”的墓碑。旅游嘛，不必细究，也就没有打听，是不是只有“德配”才有资格葬在这里。较有把握的是，即使如夫人们也能在这里得到一块葬身之地，也必定是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角落，那墓碑也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矮小。
然后就要说到孔林之大了。按大门口的介绍，整个孔林占地3000亩。这个数字在我的头脑中所能形成的概念，就是它大于这一带多数自然村的全村耕地总面积。那介绍很简略，没说这么多的土地是在什么时候、哪位孔门后代的手里和怎样归了孔府的。按或一种说法，孔子死后，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就是说连个坟头都没起。后来他的地位越来越高，墓也越来越讲究，但直到700年后的东汉桓帝永寿三年，鲁相韩勅修孔墓，也还“地不过一顷”。3000亩的规模，一说是明洪武年间，一说是清乾隆年间形成的。有一种并不被广泛采用的说法，说这3000亩的规模，是历代帝王赏赐的祭田等逐渐扩大而成。我想，即便是这样，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一块块地原是有主的，不可能3000亩都是无主荒地。划为孔林，那原来的主家即便能从官府得到一定补偿，但“十赔九不足”，遥想那情形，不见得能比现在的征地好。
最后一个小项，对孤陋寡闻如我者来说，是一个意外发现。我一直把“三孔”当作某种“古迹”，原来大错特错，至少孔林并非如此。这里还有一些近年刚立的新碑，比如立于1992年、2000年、2０03年等等。虽然立碑的年份不一定就是墓主的卒年，但给我的印象，这里似乎仍然被当作孔氏家族的墓地使用着。不过，石碑虽新，碑文的制式确乎还是老样子，例如一块立于1992年的，刻着“七十二代孙宪×孔公德配×孺人之墓”，一块立于2000年的，刻着“七十二代孙宪×孔公德配×孺人之墓”。用×取代了那男性的名和女性的姓之后，两块墓碑的碑文就毫无差别了。能葬在孔林，应该是一种难得的哀荣了，但这墓碑的碑文却是待遇不高。现在，即使是半公益性的殡葬场所的骨灰存放室里，一位极普通的女性，也能留下一个完整的姓名；而孔府的德配们，在那高大的石碑上，却只能留下一个姓氏，连名字都没有。“德配”是不是一种尊称？依我看，再怎么“德”，也是个“配”。即便是“以德配天”，那“天”终是男人，所以女人只需留下个姓以示区别，名字毫不重要。
当作一个人文景区看，我觉得孔林真是不错。说它是世界顶级的植物园，是国内收藏数量最多的碑林，我看都当之无愧。然而，如果当作某个家族仍在使用的墓地看，我的感觉实在好不起来。
同理，把孔子当作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去研究，那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若是仍作为一种修齐治平之道，好像现在仍然管用，还要加以推行，直至用来作为匡正时弊的治本之策，那结果肯定要适得其反。与这一类尊孔的大略同时，国内还掀起了一股所谓“国学热”，其实这两件事，原是同一张扑克牌，这头朝上还是那头朝上看的区别。中国确实有一些宝贵的古代典籍，以此为对象，确有大量的学问可做，而且亟待认真去做。我对做这种学问的学者充满了敬意，因为那不仅是一门极难的学问，更是一种极苦的学问，须得有极大的学术勇气，才耐得住那种寂寞，坐得住那条冷板凳。那跟鼓吹让十岁学童去读《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如果不是遇到了阻力，早晚会把《女儿经》包括在内），完全是两码事。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于绝对有把握地断定，那些正在大肆张扬“国学”的人，决不是这种做苦学问的人。我还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猜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要说对那些重要典籍有什么起码的研究，就是《三字经》、《朱子家训》一类算不上典籍、只能算早年的启蒙读物的原文，恐怕都没有认真读过，至少没有读懂。如果读懂了，还要提倡十岁小儿去“学习”，甚至作为德育教材，就太不可思议、太缺德了。“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正是老祖宗们的说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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