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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欲无言
作者：何满子
这是孔夫子的言论中最能唤起我共鸣，也是我最能理解其心情的一句话。“欲无言”，不是无话可讲；相反，壅塞在心头的感慨、愤懑，极想一吐为快，可是刹那间转念一想，费口舌说了也是白费，于是把想说的吞了下去，“予欲无言”了。
只要看下文子贡缠着他发言，他却文不对题，玄而惚之，且又高自标置地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以至人之不言喻天道，便可知其是遁词。既然至人不言如天行之道，那么不说别处，光是这本《论语》里前前后后这“子曰”、那“子曰”的说了那么多话算什么？
因此可以肯定 ，“予欲无言”是本来想说而不高兴说的愤词。
孔子是宗法伦理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和宣扬者。他所倡导的儒学的价值观之中心“话语”是“仁”与“礼”。“仁”是“诚于中”的内心诉求，“仁”的本义是什么呢？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是仁的外延或行为标准，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相互关系的轨范。总之，宗法伦理秩序运转得良好，百姓就服管，就是盛世。据说文、武、成、康之世，就是那种好年景。可到了孔夫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就兄弟叔侄之国相互攘夺，争战不息，所谓“春秋无义战”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了。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鼓吹各诸侯国的统治者行他的那套“道”；设帐授徒，也是为传授阐扬他那套“道”；乃至生起气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要到外洋去逃避现实了，然而终于办不到。目睹世相的背道悖礼，风俗沦胥，感慨万端，说不胜说，于是愤而叹称“予欲无言”了。
孔子的时代和今天的世道，当然是千差万异，大不相同了。虽然，孔子如孟子所称是“之时者也”，鲁迅戏译为“摩登圣人”；但那个“时”也只限于一姓一族统治天下的“家国同构”的统治制度。如今以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为普世价值的人文环境中，再要以宗法伦理为轴心的儒学规矩来治国安邦，实无异于做白日梦。然而，撇弃了孔子之道的内容，用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孔子那种为“行道”而奔走，为阐扬他的“道”而诲人不倦、孜矻不息的淑世精神确是可以效法的。
历史的消极因素是惯于拖社会前进的后腿的。但是，对鼓噪提倡“国学”即孔孟儒学，宣扬肄习经书可治现代百病，此说若行可能阻滞社会进步的担忧却大可不必。首先，如上所说，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孔儒学说是和现代普世人文精神相凿枘的，与现代化背驰。至于儒家学说所包涵的人类恒久的道德规范，如讲求恕道、义利之辨等等，世界各民族皆然，不是儒家独得之秘，本来也包含在自由、人权等人文概念之中。其次，中国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此后又经以鲁迅为首的多次反“国粹”的斗争，民智毕竟开化得能识别是非顺逆了。再说，如今叫嚷着尊孔读经的先生们，恐怕自己也并不通解经书，这样的言谈能有什么说服力和公信力么？
要担心的倒不是久远的历史积垢的沉滓泛起，而是逝去未久的历史消极面死拖着社会前进的后腿。时距近，积弊也就更易嬗变，因循作祟也更严重。中国人又是一个容易健忘的民族，现实又是变化频繁，新花样百出的世相，特别易于诱使人目迷五色，在花花世界中聚精会神于今日而忘记了昨天，使逝去未久的历史的积弊略变点花样重演于今日。因此，切莫好了伤疤忘了痛，省思逝去未久的历史的创伤万万不能忽略。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摆脱了唯意志主义的指令经济以来，这２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确腾飞或曰崛起了，为前所未有，为举世公认。可是，社会是一个各领域的活动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撑的综合有机体。诚然，经济是主轴，或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是基础，但必须政治、法律等等硬件和所谓“软实力”的诸方面的协作与支撑，比如，没有适应经济转轨的法律，经济能顺利发展么？这是常识。在诸种促成社会前进的力量中就排除不了变化，而关注一下当前的文化市场，真所谓黄钟歇响，瓦釜齐鸣，充斥市场的垃圾文化之“繁荣”实在令人忧虑，令人愤慨，令人“予欲无言”。
细究今日文化市场的沦胥，从现象上看是经济转轨期人心浮躁、物质主义诱使大量幸求者热中于尽快地沽名逐利之故，但仔细一省察实导源于逝去未久的历史积垢的摆布。上世纪50年代起的“舆论一律”使不止一代的文人喑哑，迄至十年“文革”灾难使文化彻底沙化，使劣质文化的涌入和滋生有了正配胃口的土壤。只要看一下当今的文化市场，“玩文化”（自玩并玩人）的猖獗和风靡，便可概见其自来之究竟了。
应该寻根探源，省思这段逝去未久的历史恶因，这才是当前文化的首要任务。但是，由于无须解说的原因，这条道路是荆天棘地，举步维艰的；而“玩文化”则可以自由放行，并可制造虚假繁荣。于是，一张一弛，一路浑浑噩噩下来至于今日，看前景似乎很少有转机，至少老朽如我是河清难俟了。
予欲无言。
2007年2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