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零感

作者:黄 裳




  在《文学自由谈》上读到子川先生的“三读《人老莫作诗》”,是对李国文先生该题提出不同意见的。李先生的原文不曾读过,因为我对袁才子一直怀有一种偏见,我不喜欢将“钱唐苏小是乡亲”这样的句子刻成自用闲章的“雅人”,因此一直没有买过,因而也没有读过袁枚的著作,牵连所及,谈论他的文章也不想读。因此无从比较,但对子川先生的论点是同意的。简单的理由是,国文先生将上了几岁年纪的作者的创作权给封杀了。虽然他只不过是说说,实在并无权力实施他的主张。
  巧的是在另一本刊物上读到一篇论文,范旭仑先生作的“钱钟书去沪入湘时间考”。初见吃了一惊,“钱学”研究竟已如此深入、琐细,研究的目的何在,是探讨《围城》吗,好像又不是,细读之后,发现作者的考证功夫,真的不下于,甚至超越了乾嘉诸老,是一篇典型的“繁琐考证”。尤为奇怪的是,文章并无明确的结论,也无论辩的对象,好像是为考证而考证似的,疑莫能明、过后细想,其实又并非如此。
  “钱学”初起时曾发行专门研究刊物,还曾向我约稿,我自揣对默存的平生业绩,所知极浅,没有发言的资格,只简单地写了几百字,少少说明钱钟书以才人而兼学人的特色,未敢深论。后来讨论逐渐深入,也就不再注意,只知时有不同意见出现,也不仅见于学刊。有时还涉及默存平生言行,人际关系……,议论蜂起,颇为热闹,时默存已谢宾客,所有疑难都由夫人杨绛出马应对,不胜其劳。考证在“钱学”中现身,大概即在此时。
  我与默存相识,在1946年顷。因翻译上遇到困难,曾向他请教。《围城》发表于“文艺复兴”,我是热心的读者,收集名人墨迹时,他们夫妇是“首选”,因为同在上海,约起来方便。后来他们进京工作,见面机会不多,只有通信。更中经变乱,音问断绝。新时期以来始恢复联系。这前后也曾有多次快谈,承以知人相待,默存意气风发,豪言惊座,绝少顾忌。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他的妙论时出,臧否人物,绝无假借,口无遮拦,更是常事。这是他为人可爱之一端,风流倜傥的一个侧面。世传他对西南联大前辈教授的评价,对师长如吴宓的不敬,都属此类。是并无实证而事有可能的。默存不是完人圣人,其可爱正在此处。殊不必粉饰涂抹,置之庙堂之上而后已,这实在是劳而无功的帮倒忙。
  默存喜欢说笑话,即弄笔亦然。他给我的信,有几通是有真情实感的,有的就是开玩笑地说顽话,奉承话,有如面谈时的随意。闲谈时听他评论别人,常常推想他在或一场合会怎样评说自己,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有时他也会严肃地说正经话。我有一次进京,去找他谈天,不巧 他出门散步去了。后来在玉渊潭遇见,一起散步。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他兴致不高,有点落寞,语声低缓。他向我说,“×××是可佩服的,我们都不及他。”当时是低气压临头之时。巴老的一本小小的书简集,只因小注中提到此人,出版社不能不毁版重印。此时此际听钱钟书说此话,不禁肃然。这就不是闲谈中臧否人物的钱钟书了。他也有严肃正经的一面。
  他和胡乔木的关系,为乔木改诗,可见他的书生气,也是交道中必有的现象,过分诛求,就恰好走向了反面。
  我读了那篇奇怪的考证文后,忽生一幻想。仿佛有一间装修方毕的房屋,偏有恶作剧的顽童,手执竹竿,在房顶戳了个洞,一位九旬老太太,忙不迭地去补漏。补之不已戳之也不已。世间竟有如此可悲的喜剧,实在令人为之不欢。默存身后事殊不寂寞,他连骨灰都弃之不存,何况“千秋万岁名”?而后人为一二细事纠缠不已,实可叹息。
  20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