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杂侃“诗魂”
作者：毛志成
此处只抄录两首。一首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于12月1日发表在《江西日报》创刊号上的，题为《贺＜江西日报＞诞生》：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
竟已仗着自然力，
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
潮流是什么，是什么？
不是绿的水，是红的血和黑的墨，
今天我们的血已染红庐山的面，鄱阳湖的口，
这里的墨，正伴着那红的血，
向着长江的水流去。
这新诞生的《江西日报》，
就是挟着这墨的力，和着那血的力，
一直冲向黄河流域去。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好革命的势力！
这首诗写得何等有革命激情！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文采，也达不到诗人级别，但作者却是年仅39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且，他当时的革命激情似乎也无可置疑。
比这早一年，即1925年2月，蒋介石率军东征，并连连战胜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于高兴之余写了一首《常平站吟一绝》：
亲率三千子弟兵，
鸱枭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涕泪横！
蒋氏上述的激情，主体上属于“政治激情”。无论什么样的政治激情，即使是一时间颇为顺乎潮流的“革命激情”，若是十分单一，缺乏对普遍民情的特殊倾诉，没有对人性（趋善之性或趋恶之性）的深入关注，光凭政治激情、功利激情去呐喊，那样的激情往往是靠不住的，因政治风向的大变而将良性公利退化为恶性私利的事是随时发生的。蒋氏由“革命呐喊者”变成人民公敌，大喊的是“格杀毋论”，不过是历史上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老军阀吴佩孚，得意时也从不忘“儒雅”，连打电报也喜用诗式的雅句，如“寄汝全军众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云云。他瞄准的是政治，是“国”（该朝该代的官僚政权）的存亡，很少去为民而“激情”一番。直到他败给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将军”，退隐到天津做寓公，才借来一点爱民式的“激情”示人。他痛斥民国的新军阀、新官僚：
民国将军尽紫袍，
无人再替民操劳。
人人都道民生苦，
苦了民生是尔曹！
吴氏的诗，所发泄的情虽然也是政治情，即官场情，但毕竟也加进了一点“民生苦”之类的词句。那样的情是真是假姑且不论，只要有“民生苦”之语来润色，毕竟使该诗提高了一点品位。
近年来“政治诗”无论是做为一个名词还是做为一种诗风都大大被冷落了。其实两三千年来，中国诗人最光荣的传统之一就是关心政治，正所谓“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者哉！”（《文心雕龙》语）。政治除了王政、官政之外，还有国政、民政。国事与民事永远是息息相关的，写诗时一经将两者彻底割裂、疏远，势必使两者都“无魂”。所以，不要走向所谓“无政治”的另一种误区。
即使《诗经•秦风》中《无衣》的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予／与子同仇！”虽然写的是王政、国政，但也与民政无违。否则，谁会那样同心协力？清人赵翼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主要指的是诗人对国家的灾难发出了比一般人更痛切、更有力的悲呼和呐喊。
在满清腐败、屈服列强的形势下，只有像邹容、陈天华那样的文化人才能写出《革命军》、《猛回头》那样的血性之诗（其实是韵文）。陈天华的《猛回头》中既有抒发爱国的句子，也有痛斥卖国的句子，如：
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
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
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
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
……
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陈天华的诗，虽然通俗平易，但在某些有识者悟出“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的基础上愤然成诗，包括他最后在日本跳海自杀，都显示出了“是男儿”而“非马牛”的强者诗魂。
真男儿如此，真女杰（有出色诗魂的女人）也不会例外。
女英雄兼女诗人秋瑾，如果仅仅因为她是女人，她是诗人，虽可爱但未必可敬。可敬的是她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如：
莽莽神州叹陆沉，
救时无计恨偷生！
抟沙有愿兴亡楚，
博浪无椎击暴秦！
诗必有魂，无魂的诗即使大有“情采”、“辞采”，围绕着“自我”之井将“深意”挖掘得很深或超深，也只能暗中写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自赏，或“在床头向婆子（或汉子）读耳”。
诗魂虽然很多时候表现为“国魂”，即爱国之情，但“国魂”一经远离或超越了“民魂”即爱民的根，任何丽句都会艳而不香。屈原的诗又多又秀，又美又深，真个是“上叩天阍，下求淑女。美人香草，无不入诗”。但在实际上当时（包括后来）并无多少由衷欣赏的读者。喜欢读、读得进、记得熟的人少之又少。而一代一代人当成名句来传诵的，无非就两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若没有“哀民生”作根基，即使天天“每一顾而掩涕兮，叹君门之九重”，连投江都未必有价值。
有了爱民情愫，又往往与爱国互为形影。辛亥革命老人、落难于台湾的于右任先生，生前写了很多的诗词。但使海峡两岸的读者最为之动情的，莫过于他那首近于遗愿的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真正的诗魂，包括诗人本身的魂，绝不意味着天天讲爱国、喊爱民。很多时候，写爱情、亲情、友情、闲情也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关键的问题是“情”的真伪和“辞”的优劣。中国古代的爱情诗句很多，而且极有文明含量。莫小看《诗经•关雎》中的那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追求的是“君子”与“淑女”之爱，不是专门信奉“爱情是不讲理的”没有道德秩序的野爱。另如陶渊明的爱妻之句“愿在丝之为履，裹素足以周旋”。还有元稹的悼妻之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那样的爱情诗大多有今人莫比的凝重感。
不过在太多太多的情诗中，我首推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此诗中的景、情、理、辞既多元又浑然一体。
在上述的诗之外，还有从哲学角度开掘“人本身”的诗。
南宋的爱国诗人辛弃疾，在他许多以抗金为激情的诗篇之外，竟然还有一首专门研究“人性”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至性由来禀太和，
善人何少恶人多！
高山流水泻平地，
正作方圆有几何？
看来，他是个“性恶论”者。他认识到了人性之恶，这种认识本身就高人一筹，这恰恰是他对人世、社会、人生的一种很负责任的警示。正因为如此，他的爱国诗篇、爱国壮举才尤为可信和感人。
写好了国事、民事、人事以及人情、人性都可能成为好诗、名诗，但寿命的长短却各异。９０年前就出了名，后来在中国也大有追星族的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轰动效应是空前的。最欣赏他的大人物是斯大林，将马氏誉为“最有才华的无产阶级诗人”。不欣赏他的是列宁，说他“只会大喊大叫，真有什么才华么？我看不出”。列宁只肯定了马氏的一首诗《开会迷》。
马氏的诗也有卓越之处，因为他的诗将“政魂”彰扬得万人莫比。但以单一的“政魂”入诗，淡于关注民魂、人魂（即人性本身的质量优劣），致使那样的诗最终会短命（连马氏本人也“英年早逝”）。不过，马氏本人当年毕竟是写“政魂”的高手。而将“政魂”写得很拙劣、很不肖的“诗”也是有的。中国上世纪５０年代流行一首很有名的“民歌”：
党是亲娘俺是孩，
一头扑进娘的怀！
咕咚咕咚吃个够，
谁拉俺也不起来！
这样的“诗”，简直是对懒汉、无赖、寄生虫的赞美！
当时的“革命民歌”之外，还有不少“名诗人”写的政治诗，比一般性的大喊大叫要有文采。何以也没有真正的生命力？只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地爱过民。在国穷民苦的现象既普遍又很少间断的情况下，居然天天仍在高喊着“形势一片大好”，这样的诗和诗人其实都是无魂的。
政魂也好，国魂也好，都应基于民魂。而高品位的民魂，又不能拒绝或排斥对人魂（人生、人性）的透视和阐扬。而中国眼下的诗，走进的最大误区有两个：一，淡于写普遍的“民生”而醉于写个人的“人生”，在“自我孤岛”、“二人世界”里汲水或戏水；二，在深挖“人生”、“人性”的孤井中由于过分挖得超深，早已穿过清水层，从井中提取的很可能是贫瘠而污浊的泥沙。我认识一个与挖煤工生存状态相近的悲苦青年，以打工为业，稍有歇闲时间便读诗、写诗。而整日里写的，又偏偏是与他尚不相干的“爱情诗”，“哲理诗”。其中的“爱情诗”又无非是赞美“她”的眉毛、睫毛、眼睛、瞳孔，而他写的“哲理诗”我实在读不懂，懂的只是他的“妙句”其实是病句。
有魂的诗实在太少了。救诗必须首先使诗有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