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谁有资格对钱钟书说三道四
作者：高俊林
正如李先生文中所言,当前对于钱钟书的贬斥大都表现出了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以一种陈义过高的随意性,把道德准则提升为严苛的戒律”｡于是,在这种高调道德理性的关照下,钱钟书素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博学､智慧等优点,在他们所谓的重大个人道德缺陷面前,都被抹煞殆尽甚至化为乌有｡
钱钟书的个人道德到底有何重大缺陷?按说,我自己也算是搞点钱钟书研究的,居然对此一无所知｡一时颇感惭愧,便试着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结果很轻易地就找到了一篇署名伍国的文章｡在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讨钱檄文里,伍国先生以近乎愤怒的语气指出:钱钟书在“文革”期间没有做战士,身上缺乏“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不过是“精致而麻木的大师”,“一个没有激情也没有愤怒的人,再大的变动,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过且过｡”
这篇文章被到处转载,看来反响甚大｡再看后面的一连串跟帖中的叫好之声,便可知晓,其中的观点显然得到了好多人的认同｡但让我觉得纳罕的是:是谁赋予了伍国先生他们以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让他们扮演着近乎上帝一般的角色,从而站在一个俯视芸芸众生的道德高台上,对钱钟书的道德横加指责?
以常理揆之,在某一方面指责某一个人,则指责者本人一定要在此方面比被指责者高出一大截子才行｡例如,袁隆平可以指责钱钟书不了解水稻杂交知识,陈景润可以指责钱钟书不会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爱因斯坦可以指责钱钟书不懂相对论,尽管这种指责因专业领域风马牛不相及而一样荒谬至极,但起码还让人勉强能够接受｡依此类推,既然有人敢于指责钱钟书在“文革”期间没有成为战士,因而道德上有重大缺陷云云,那么,指责者本人如果不是佛祖释迦牟尼､基督耶稣､圣雄甘地或者纳尔逊•曼德拉与特蕾莎修女这样的杰出之士,至少也应该是林昭､张志新与顾准一类人物才行｡因为他们或为教主,或为圣人,或为烈士,言行一致而表里如一,切切实实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故而,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对别人做出这样的评判｡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些对钱钟书横加指责的人们,则既非战士亦非圣人更非教主,只是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肉眼凡胎｡他们自身的道德水准如何,我们尚不大清楚｡但只要看其攻势凌厉的批评文章,那种不顾基本事实,极尽罗织之能事,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批评方式,就着实令人作呕｡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圣经•约翰福音》里所讲的一个著名的故事:一群法利赛人捉住了一位行淫的妇人意欲进行惩罚｡耶稣看见了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是那些拿着石头的法利赛人一个个默默走开了事｡这个类比或许有些欠准确,但至少表明一个基本道理——指责别人道德有缺陷的人们,首先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道德是否完美得近乎无懈可击?
可惜在当代中国,这些所谓的批评家们都缺乏足够的自知之明｡他们似乎并不愿意也不屑于进行这么一番良心的自省,而是动辄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召开道德法庭裁判大会,对不合他们心意的所有人都发出诛心之论｡结果,在他们所特制的道德屈光镜的折射下,别人都是满身泥水､污浊不堪,他们自己则一个个美丽若天使､纯真似鸽子､洁白如羔羊,灵魂堪比水晶玻璃,玲珑剔透而不含渣滓｡这真所谓“丈八高的灯台,不照自己专照别人”,自家门前雪盈尺,反怨他人瓦霜厚｡荒谬如斯,未免让人失笑｡
其实,此类现象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国度里算得上“古已有之”,一点儿也不新鲜｡早在汉朝,即有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宋明的理学家们则一面倡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面大养其私生子;明末的东林党人念念不忘忠君报国,却在后来的李自成进北京与满清入关后丑态百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继承的有价值东西自是不少,却偏偏多的是这类道学家的谬种流传,虽衣着光鲜而货色照旧｡他们的拿手好戏是,在心造的幻影王国里做道德的僭主,进行道德意淫｡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弼马温,硬要自封为齐天大圣,将绣花针当作了如意金箍棒,拿着到处胡抡乱舞｡然而终究心虚,缺乏足够的自信,于是自吹自擂与贬人损人双管齐下,在对别人的批判中获得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道德优越感｡
更为可怕的是:这些道学家们总是惯于悬置一个极高的道德准则,但自己从来不遵循,到了别人那里就成了一道紧箍咒｡这一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空头理论家多如牛毛,实践家却寥若晨星｡往往自己躲在销金帐里声色犬马､花天酒地,却号召别人去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从而使得一幕幕“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活剧盛演不衰｡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他早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时,曾多次亲聆当时兼任该校校长的蒋介石的训话｡蒋最喜欢对军校的青年人讲的一句话是:“你们赶快地去死!”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以一国元首兼一校之长的身份号召大家奋勇杀敌､为国捐躯,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疑问也就来了:要死大家一起死,凭什么单让我们死,你自己却偏偏活得好好的｡道德者,必须人人可做､个个易行才是,而并非只是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所精心设计的陷阱｡
真正的道德评判应坚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设身处地,与人为善｡因为在维护最基本的生存权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追求自己的发展与进步｡只要守住底线,不伤害别人,我们就没有必要像道学家那样动辄拿着自己定做的尺子与圆规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稍不称意便肆意凌辱｡须知,道德首先是一种自律,而不是强加｡任何外在强加的所谓道德,不论其色彩多么鲜艳,名号多么动听,其实已经不再是道德,只能是不道德或反道德｡再者,道德标准本身也并非恒定不变的,往往依时代为转移｡有时“有所为”是一种道德,有时“有所不为”也是一种道德｡在某一个时代的道德高标准,到了另一个时代可能就成为道德低标准,反之亦然｡
话又说回到钱钟书这里｡在我看来,比之于今天那些只是一味数黑论黄､指手画脚以致不惜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的新锐批评家们,钱钟书的道德水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在那个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非常年代里,知识分子劫难重重,历经“反右”､“四清”与“文革”等疾风骤雨的袭击,钱钟书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他没有逾越底线,也没有写过什么《柳文指要》之类的煌煌大著,更没有把自己的智慧与学问滥用到整人的事务上去｡他的所谓“明哲保身”说来也十分可怜,不过是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而已｡不仅此也,在这期间,他值得称道的事反而不少:上世纪50年代编选《宋诗选注》时,不为时风所动,因坚持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诗而一度遭到批判;“文革”后期又拒赴江青邀请的国宴招待;平时还经常对身边的工友们慷慨解囊､不计回报等等｡这些作为,就在今天看来,依然需要很大的定力与勇气｡至于他在新时期以来谢绝参加各类讨论会与纪念会,以为那是“邀约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的场合｡他还指出,真正的学问应当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些饱含着深厚道德与高度智慧的话语,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现状不都是很好的针砭良药吗?相形之下,今天那些所谓的新锐批评家们不惜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高调放言,滥套行事｡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处身于同样的历史情境,不知他们还能否达到被自己横加指责的像钱钟书这样的“低”道德水准?
钱钟书故去快满10个年头了,斯人已矣｡但他如果地下有知,面对这些新派道学家的指责,他有理由问心无愧｡因为在那样一个语言荒唐､行为怪诞､心理变态类似于嘉年华会的全民大疯狂岁月里,对于像他这样一位无权无势的普通读书人来说,惟一可做的,只有保持沉默｡他没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更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从而维护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尊严｡我常常在想,假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当年都能像钱钟书那样,守住底线,不主动跳出来当整人的急先锋,也不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或藉着别人的鲜血以洗干净自己的手,而是沉默以对,冷眼旁观,那么那场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恐怕早就草草收场了,绝不致演变成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想到这里,我倒要建议这些新派批评家们,不妨先去阅读一下《圣经•路加福音》,看看耶稣是怎样教诲自己门徒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何必冶长解语,不须师旷知音”,是钱钟书早年所写的一首诗的其中两句｡我这里且断章取义地拿过来,算是代替钱钟书做出的对于伍国先生这样的当代“公冶长”与“师旷”们的回应吧｡我相信,只要人类还生存,只要汉字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字还没有消失,那么,今天那些形形色色以至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酷评”､“苛责”终将成为过眼烟云,而钱钟书的《围城》､《谈艺录》与《管锥编》等著作以及他本人的道德风范必将继续存留下去,为一代又一代的知音们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