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本人尚未“脱贱”的自供状
作者：毛志成
也许我的心思颇俗，但是我敢说：当年中国兴起的“刘绍棠热”，国人的一大半心理无非如此。
古代的文人因穷愁而著书，可能大多不是为了钱，但那是古代、前代。到了50年代、60年代，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颇重的文人或想当文人的人，想当作家的基本动力之一往往大都是为了钱。不承认这一点，吹牛、装假、说谎者固然不少，但不可信。
我从农村走向北京读大专时，文科学生中对文学本身不感兴趣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迷恋政治，将心思集中在想入团、入党、成为各项运动的积极分子的人；一种是智商较低或只满足于毕业后能挣工资、能养家糊口的人。余下的人，凡是对文学有特殊兴趣的人，不想当作家的就很少很少了。星期天的某日，我与一位只在报纸上登了二三百字通讯稿（获得稿费三元）的同学逛街。我的这位同学发现一个在当时还很少见的轿车，车中又坐了一个美女，他便痴痴地盯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写！不写就等于白活！”我嫌他俗，但我本人也雅不到哪里去。
“文人相轻”是一回事，虽相轻但重名重利又是另一回事。我在上学时，读的是师范类学校，虽然由于我不想当中小学教师而被视为“专业思想不巩固，名利思想严重”，且又屡遭批评乃至批判，但校方请来几位作家（多年后大都成了我的朋友）来校“做报告”时，我看到台上的人（校领导、系领导、班主任）和台下的人（各系各班同学）还是报之以空前热烈的掌声，台下人的脖子也伸得很长。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那些被当成贵宾请来的作家，无论是他本人写过的作品还是他坐在台上大发的高论，实在是平庸极了，我和少量的恋文者是看不上眼的。但看不上归看不上，可人家是作家，挣了稿费。而且在当时除了工人的低微工资、农民的可怜工分之外，中国仅有的“第二收入”就是稿费。对作家，对挣稿费的人，你能不伸着脖子致敬兼之使劲地鼓掌么？
幸好我在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之后，对中国当时的出名作家和作品已经有了鄙夷感。但那又怎么样？该崇拜还得崇拜。莫说我（由于“政治落后”）没有发表机会和权利，即使我在什么场合侃一侃文学，也会招来嘲讽，讥之为：“你懂什么文学？瞎掰谎而已！”连发表了千把字小文而只是写下乡劳动中跟农民一起锄了一垄地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其他同学的崇拜，在毕业前夕也被内定为留校做大学教师，与此同时也必然有资格对我嗤之以鼻，尽管后来这样的同学又大都被退回到中学里任教。多年来，铅字具有特殊的神圣感，而铅字的神圣度又与金币的宝贵度是等量的。现当代的中国文人，不必说假话，十之八九皆然。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兴起，因获奖而出名无论如何也比当年靠政治而获宠、靠稿费而抖威风在品位上要高些。特别是中国文学由文盲“文学”、亚文盲“文学”升格为有文化含量的文学，注重文学本身的认识高度和情采辞采的底蕴，就更是一大进步。但是，也许中国的芸芸文人（特别是没有取得“出现”权的文人）穷得太久了，一经有资格“出现”，将钱看得很淡的人实在太少，近于没有，我本人当然也不例外。记得大约是1978年前夕，我开始“出现”了。在没有稿费的年代，我纯粹为了出名而写的东西也不少，包括在《诗刊》上发表的308行长诗《黄河长江的子孙》，和广东出版社出版的十来万字儿童小说《神秘的箱子》。那时，诗虽然能发表，小说虽然能出版，但尚未恢复稿费，在物质生活上我仍然处在贫寒状态。就在这时，稿费制度恢复了。先是我的儿童文学小说《神秘的箱子》，使我接到了888元（这数字也颇吉利）稿费，我的308行长诗也接到了70元稿费。似我每月工资47．5元（我的学历是大专）的人，一下子得到了近千元的稿费，我顿时就觉得自己是富翁，随之连我每日必需的烟、茶、酒、肉的质量和数量也大大改观，像过节！接下来怎么办？就是拼命地写！我的文章、作品质量虽然不高但能遍地开花，书也一本一本出版，要说此中的动力没有钱的因素，我只有在骗人的时候才这样说，而真心却与钱大有瓜葛。
从中学教师“升格”为大学教师，从当讲师、副教授到当教授，一开始我也不太关注职称。业余有大量的时间写作，铅字能代替“为稻粱谋”，高低是乐事，是否取得教授头衔我也看得很淡。道理也还是有的，比如说在购房制出现之前，靠的是分房，而分房又不理会职称，只依据家庭人口多少、困难程度大小而定。那时的工资差别也不太大，穷教授仍举目可见，于是我仍有资格对职称无大兴趣。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挂帅，文化界、教育界万事都与职称挂钩，批准购房的标准以及房子的面积、价格，或讲课的课时费多少，以及其它待遇，都以职称高低做基础。我只能很“庸俗”地想：“职称这也是变相的钱！这世道没钱万万不成！”
庸俗就庸俗吧！无论如何也必须把教授职称（即所谓“正高职”）拿下来！为了拿到这个职称，我也确实卖了不少力气。比如为了外语达标，我曾到本校外语系读了半年外语。为了写出那些只供申报职称而用的所谓学术专著，我也曾流着汗，费时数月弄出并出版了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学术专著”。
我高低拿下来了教授职称。随之也依据职称提了工资，后来又依据法定的优惠政策（兼顾我的其它优势）购得了复式的、带平台的大小近200平米的房子（比富豪当然差得多）。一时间，我多多少少有一点穷长工当了土财主的“烧包”之感。连到饭店吃饭，连走路的姿态，也习惯于鼻息如虹或走“蟹行步”。实际上，给文人施给的那一点福泽，很多文人（当然包括我）是承受不了的，时时原形毕露。这样的文人，一大半心思往往都本能地用在自宠兼自炫上，而对更加火起来的暴发者，也只有且妒且骂。而对自己所搞的文化（包括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本身，也必然硬度越来越软，坚实度越来越稀松。
好在文人与一般愚氓毕竟不同，偶有自问自审的时候，随之也可能明白了一点道理。这道理就包括：文人的脱贫是好事，但脱贫与“脱贱”却不是一回事！文人的人贱必然文贱，识贱才近于贵。其实只要我们把古今中外真正的大文人（包括大作家、大学者、大艺师）认真回眸一番，测量一番，就不难发现：在那样的高山面前，在那样的巨人面前，我们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委实可怜。论名气，我们大大不如鲁迅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之誉；论阔气，我们大大不如托尔斯泰做伯爵而尚未写小说时的富有，大大不如曹雪芹未搞文学之前所享的祖上余荫。同样，论大气我们大大不如当年曾率领过几十万军队而失落后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论志气，我们大大不如一字一字刻写出《史记》的司马迁；论才气，我们大大不如用古文写出第一流生动小说的蒲松龄；至于论灵气，我们又大大不如老子、庄子。岂止不如，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与上述人相比，我们很难否认自己的“贱”。
文人脱贫虽然不易，但脱贱尤难！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坛中，特别是借用商品经济做美容剂、润滑剂、催化剂的今天，贵与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早年间就有过这样的话：“三天能产生一个暴发户，十年才能产生一个富翁，三代才能产生一个贵族。”今天，文人的贵与贱时时无序、错位、易位，因之也常常错将暴发户当富翁，错将富翁当贵族，甚而错将暴发户当贵族（甚而是“精神贵族”）。在这样的现实中，作家和作品的伪贵而真贱现象就很难消除，或是有增无减。基此，文人的脱贱工程就成了重工程。
我虽达不到“清高”品位，但确实有努力装清高的时候，可惜坚持得不太久。例如，有相当长的时间我给太多的文学爱好者的新作写序或撰评，也给不少的中小学写过校名，甚而为某校（如由江泽民题写校名的祖冲之中学）的巨碑写过碑文，几乎都是义务的，人家给钱我也不要，装清高嘛。但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也怕人家说我是傻冒儿，渐渐收费了，后来还要求提前交费。我知道这是贱，但想脱贱也难，而且越来越难。一想到当代世风是“不要钱、不挣钱、没有钱才是真贱”，眼睛也就对钱格外闪金光、冒火星。
不说别人，只说自己，我本人也明知贱而又不能脱，不想脱，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