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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北贾南熊”

作者:张瑞田




  《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2期)所刊《“北贾南熊”猜想》一文曾在一张书法报上读过,当时想,书法界对作家书法恐不会有太多的热情,甚至还可能有一丝丝的敌意。尽管有人声嘶力竭地强调“北贾南熊”的作家书法如何神妙、隽永,一旦以书法本体的审美标准来审视,“北贾南熊”的字是不堪一击的。可是,此文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就不同了,由于该刊大多数读者对书法缺少基本的判断,《“北贾南熊”猜想》一文中的谬论很可能被理解成作家书法的基本问题,如此一来,作家书法会被曲解,“北贾南熊”会被误读。
  其实,“北贾南熊”概念的提出非常牵强。首先,贾平凹和熊召政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并没有一致性,前者曾以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闪亮登上文坛,又以长篇小说《废都》《浮躁》《怀念狼》等,保持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是文学“陕军”一棵常青树,其影响超越了文坛,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熊召政是诗人,早期创作的颇具民族忧患的政治抒情诗,不仅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绩,还引起过不小的麻烦,为此付出过一些代价。沉寂多年的熊召政,在20世纪末潜心长篇小说《张居正》创作,荣获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以新的姿态重返文坛,受到读者的欢迎。我对贾平凹和熊召政的文学成就始终保持着敬意,两人塑造的一系列文学形象,是我审美历程中不能缺少的艺术存在。但是,面对李霁宇先生对他们书法的分析,以此涉及的作家书法问题,确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李霁宇认为“平凹的字在楷隶之间”,这句话看似合理,细加推敲,就能看出它的欺骗性。楷书和隶书,是中国文字的书体,相互不能替代。钟繇、羲献父子、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是楷书的代表书家,而汉代摩崖石刻、碑刻《石门颂》《西狭颂》《张迁碑》《礼器碑》《华山碑》《乙瑛碑》等,则是隶书的代表,两种书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那么,在两者之间又是什么东西呢,莫非写小说的贾平凹竟然创造了新的书体?显然,李氏的判断是缺乏书法常识的表现。另外,为了表现贾平凹书法水平的高超,李氏又举出两个例证,一是贾平凹写“瓦”字缺了字中央的一点,写“年”字画了七道横杠。在李氏的眼睛里,“瓦”字中间所缺的一点乃“书法之妙”,“年”字所画的七道横杠是“一个字,每笔都有出处,那都是人家的,哪还有自己的风格”。天大的笑话吧,写“年”字,画了七道横杠是有了自己的风格,甚至“印入字典便成了圭臬”。从这样的立场谈书法,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反动。第一,书法史上的书法家,要么以楷书、行草书名世,要么以隶书、篆书名世,要么就是真草隶篆皆能,没有听说哪位书法家在书体之间又创出一种书体。第二,贾平凹写的“瓦”和“年”字是小学生都能看出的错字,怎么到了作家的笔下就成了“书法之妙”和“印入字典便成圭臬”的字了呢?!贾平凹用毛笔张扬人生有些年头了,相比较熊召政迟了许多年。既然贾平凹的字润格不低,我们就需要正视他的书法的存在。有时候,市场需求可以成为某种判断的检验标准。首先贾平凹是文学名人。文学与书法有着历史性的文化关联,作家写字,本身就是美好的行为,洋溢着浓郁的人文魅力。书法是人格化较强的一门艺术,文学名人写字,容易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形成普遍性的商业价值。名人是一个重要的品牌,当一名作家以文章为自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现代传媒又不断提升作家的世俗影响,自然为他们书法的市场推广营造了舆论的空间。作家书法的市场价值,不等于说作家书法的成熟。以作家书法为代表的名人字与传统书法的分裂,影响了作家书法的艺术质量。仅凭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成就,也难以保持作家书法的文化意义。我曾在《作家书法漫议》一文中写道:“研究当代作家书法,我们遗憾地发现,以往与传统有着血缘关系的文人字已经变异成缺少文化根基的名人字,其中的差异在于当代作家不了解中国传统书法的艺术特性,没有投入一定的时间深入临帖,写毛笔字的技巧和感觉是硬笔书写经验的翻版,因此,字迹就显得单调、草率、随意,没有历史依据,更谈不上章法和意境。惟一可以称道的是其中的趣味性。这是由于作家文学修养、人生阅历客观带来的一种艺术情调。”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贾平凹的书法,应该说没有犯错误。
  所谓“南熊”的字比“北贾”好不了哪去。近几年,熊召政靠《张居正》走红,与当诗人的熊召政相比,知名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重要的指标就是熊召政书法的被提及和诗词集的出版。由于我对熊召政在某一时期的沉寂深为钦佩,至今一直关切着他的行踪,方知道作家、诗人的熊召政又成了书法家。人出了名,当了官,发了财,就有了练字的僻,熊召政什么时候开始练字的,我不清楚。据李氏文章介绍,熊也乃幼承庭训,弱冠学书,大有不当作家也会当书法家之势。可是,仔细研究一番“南熊”书法,如鲠在喉,觉得与他的诗文相比,其字并不入流。如果他在十年前以书示人,就不会有今天的效果。我说过了,十年前的熊召政与今天的熊召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我说一千次“南熊”书法的不入流,也不妨碍人们对他的书法的青睐,从他笔下流出的字毕竟是名人字。
  熊召政为什么写不好字,我看与他的书学思想有关。在《张居正》中,冯宝对万历皇帝说:“皇上,王羲之的字再好,也是臣子的字,你要多看历代帝王的字,要养自己的帝王之气。”李氏对此段话推崇备至,并认为是熊召政“关于书法气度气象的一种注释”。接着李氏又发高论:“召政自己就常研究帝王的字,从中感受书法中的气势气韵和气度。他认为,一个人的字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经历、学养、生存和精神状态。他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而不仅仅是笔墨和形式等技术层面的东西。”对书法史稍稍了解的人都知道,帝王们没有几个人能把字写好的,可以称得上书法家的宋徽宗,还是亡国之君。试图在帝王的字迹里寻找气势与气韵,不是取法乎下的表现还是什么。冯宝是一个太监,在万历面前,不可能有是非,他论书法,也是对万历的取悦。如果说这又是“南熊”托冯宝之口,说己之话,我可以毫不留情地说,熊召政对书法的认知水平十分低浅。书法作品中的气势与气韵,是一种生命意识,与帝王的皇权、特权并没有关系,掌握权力的人,不一定就是有气势、气象的人。莎士比亚说过,君王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在历史中,我们看到过多少卑琐、渺小、可怜的帝王,他们蝇营狗苟,欺男霸女,怎能写出气势高远,气象万千的书法作品?而熊召政却以冯宝的心态大唱皇帝书法的赞歌,觉得写字“不仅仅是笔墨和形式等技术层面的东西”,言外之意是政治地位越高,字就会写得越好。对书法史稍稍了解的人都知道,帝王们无一能写出格调高致的字迹,那种一目了然的夜郎自大和油腔滑调,仅是历史文献的记录,没有多少审美的价值。相反,在帝王被追赶得屁滚尿流的时候,作为臣子的颜真卿,却能挺身而出,以生命为代价保家卫国。以铮铮人格,书写了正大光明的书法,为后人景仰。苏东坡是帝王眼中的另类,一生走南闯北,一路坎坷行吟,以自己坚定的意志写字写诗,其书广厚,其诗词豪迈,所生发的文人之气,实乃天地之气。颜真卿的凛然正气和苏东坡的浩然之气,无一不在帝王之气之上。还有,熊召政宣称自己珍藏了世界各地的江水河水泉水,说写什么字就用什么水研墨。对熊召政梦呓般的语言,我听不懂。水与水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古代书论谈墨法,有枯湿浓淡之分,针对的则是笔法,没有对水说过任何不切实际的话。难道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水,或者是加拿大多伦多的泉水,可以给“南熊”插上书法艺术飞翔的翅膀?即使用不同的水研墨写字,“南熊”所书并没有实质性的反差和惊人之笔。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神秘主义论调,无论如何也难洗去熊召政笔下一眼就能识别的硬笔书法的世俗习气。
  李氏谈书法,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吹嘘“北贾南熊”,也使出浑身的解数。在文章的最后,他又说:“如果让他们两位写写草书会如何?如果谁能用书法写一部长篇,又会如何呢?真的会很有趣哩!”
  真的很有趣。你以为“北贾南熊”是鲁迅吗,可以抖一支毛笔写活了阿Q;你以为“北贾南熊”有郭沫若的书法高才吗,可以一气呵成书写草法严谨的长卷?我敢说,当代作家已经没有人可以用一手毛笔小楷或行草写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书稿和经得起传统价值标准判断的书法作品。“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成为社会的主要语言,国家的文化结构,新闻出版,教育方式,学术研究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导致中国传统文人素质的颠覆和改变,当代作家书法与历史中的文人书法出现了永远的分离。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当代作家书法再也不会具有以往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再多几个“北贾南熊”,也逃不掉玩票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