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大风吹走的只是沙尘

作者:曾纪鑫




  曾经一段时间,文化散文受到了诸多言说者的诟病,并有人断言它已走向终结。
  文化散文的兴盛引来无数参与者,以致众声喧哗,倒也十分切合“国情”。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专制的社会,一个曾经只有一个人的大脑在运转思考的国度,跟风进、一窝蜂、赶时髦、逐新潮……已成为社会似曾相识的盛大景观。而改革开放后受西方后现代社会平面化、机械化、快餐化等特征的影响,某一“走俏”事物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大批同样走俏的复制品已成为一种可能与现实,文化散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特例罢了。
  一种文体,不是谁想创立就可以创立的。文化散文的诞生,得益于因缘际会八面来风,与时代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变革等因素密切相关——它呼应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对当时沉缅于个人“小我”的琐碎萎靡之风是一种反拨,对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散文模式是一种否定……文化散文的出现,给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无疑注入了一股清新而鲜活的力量。
  一种现象过于喧嚣浮躁,免不了泥沙俱下沉渣泛滥。文化散文的“走红”使得一大批作者依附其上,作品质量良莠互现、参差不齐,哪怕与文化散文毫不沾边的作品也打着它的旗号充斥“市场”。李逵手拿板斧杀将过来了,李鬼也摇旗呐喊鼓噪而进,一时间,读者弄不清谁是真的李逵,谁是假扮李逵的李鬼,眼花缭乱中不禁晕头涨脑。常言道,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汤,何况一锅汤中掺和着许多老鼠屎呢?于是,读者大倒胃口,评论家开始说事,跟风进成了一边倒,一窝蜂成了千夫指;于是,文化散文似乎成了文坛的笑柄,作者的忌讳,好事者指手画脚的对象。好与歹、红与黑、美与丑、善与恶……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简单的二元判别模式仍是国民,包括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的主要思维方式。
  当然,文化散文的尴尬处境与一些写手的个人品行也不无关系。
  但是,这不应成其为文化散文终结的理由。作品之于作家而言,有着作家无法掌控的属于作品本身的命运,一种文体于写手而言更是如此。写作者们的作品只是这一文体的具体呈现的一个部分,其人格命运也与文化散文这一体裁无甚关联。因一个人而牵连其父母、家庭,是“文革”时期的独特现象;因写作者而牵连“文化散文”这一文体,仍是“文革”思维模式的当代“翻版”。
  其实,文化散文只是对不同于过去散文写作的一种不甚确切的模糊命名,也可以称之为大散文、长篇散文、历史散文、文化历史散文,甚或是文化论著等。指称只是一个形式,一种便于识别的说法,关键在于作品的思想与内容。由指涉本身的不确定而产生歧义,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文化散文作为一种对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散文的指称,已得到广大读者及评论界的普遍认可。
  不同的文体,对作者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人写小说得心应手,而对诗歌、散文则视为畏途;即使同一文体如小说,有人对小小说驾轻就熟,有人擅长中短篇创作,有的则工于长篇小说,建构一个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的艺术世界。作者的个人修养、气质、学识、兴趣、灵感等方面决定了他对某种文体的偏好、喜爱与选择。
  同理,文化散文并非人人都能写好,它对作者的要求更为苛刻。能够写出高质量文化散文的作者,必须具备丰富的哲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学识,有的甚至就是这些领域的专家;必须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哲思与感悟,具备史识、史胆、史德;必须不断地占有资料,充实、积累、完善,尽可能地扩大学识研究领域,并将其消化,变成自己的“血肉”;必须具备“行万里路”的田野考察与社会实践;必须具备广阔的胸襟,博大的情感,雄奇的境界,吞吐万象的气势与阳刚壮美的意蕴;当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必得具有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文字功力,具备个人独特而鲜明的创作风格……那些靠查阅资料生吞活剥的“现买现卖”者,没有思想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者,靠搭便车出名的文笔枯涩者,仍停留在“文革”假大空模式的言说者,可想而知,他们会写出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散文。这样的伪作者、伪文化散文,自然早就应该终结!
  文化散文对读者的阅读与欣赏也有着一定的要求,相对于传统散文而言,文化散文不仅涉及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篇幅一般也较长。这就要求读者具备相关的知识水平,要有一定的闲暇及心境——淡泊沉静,细细咂摸,咀嚼回味,方能悟出作品真谛。
  喧嚣过后是沉寂,是积淀,是升华。文化散文过于盛行,必然迷失本性,找不着北;它的沉寂与积淀,从另一角度而言,倒是一件幸事,由“炙手可热”趋于沉静理性,方可回归艺术本体。“狂沙吹尽始到金”,大风吹走的是迷人眼目的沙尘,筛除滤掉的是浮躁轻飘的追风者,时间淘汰的是追名逐利的伪作者。文化散文发展至今,诞生了不少具有较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拥有一批较为固定的真正的文化散文作家,正是他们,丰富着文化散文的内涵,支撑着文化散文的不断发展、创新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