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帷幕”的意思
作者：仵从巨
作为一个对遣词造句极其用心、几近苛酷的小说家（他曾为了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而离开了一家出版社），昆德拉将自己的新作定名曰“帷幕”，自然有特别的用意。在我看来，这一用意之核心所在即：小说的使命或小说的功能或小说的意义是什么？
小说的“使命”（功能、意义）是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个主观性问题。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世界上是先有“小说”这一“事物”，后有关于这个事物的“意义”（比如“使命”之类）解释或赋予。解释与赋予自然与“客观”有关系，但基本是主观性的，因之也便生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说。时代的进步与思想的宽容已使逐渐成熟的我们承认了“多元”的存在，因此，“娱乐说”、“认识说”、“寓教于乐说”等等也都拥有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细察，诸“说”之后其实都联系着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判断”的问题：当我们主张某一“说”时，一方面是我们对小说这一“事物”的“意义”赋予，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昆德拉用“帷幕”一喻表达的正是自己对于小说使命的看法及自己关于小说的价值观。
《帷幕》全书可说是以“小说的使命”这一问题为中心的，但喜好作“离题”（这也是作家关于小说的一个关键词）之思的昆德拉亦不时旁逸斜出。不过，作为一种认识与价值观，他却从不曾有片刻游移或心神飘忽。
因内容丰富，解《帷幕》一书途径多多，我们不妨直接从其“破题”的三处进入，对其作一大体把握。这三处分别为：一说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P117-118）；一说捷克小说家亚罗米尔·约翰与他的作品《爆炸的魔鬼》（1932年）（P156）；一说罗马尼亚作家（1937年定居法国）西奥朗（1917-1995）。三处虽所涉“例证”类型不一，但皆与“帷幕”或小说的使命直接相关。
先看说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的一节文字：
一道魔幻的帷幕，上面结满了传奇，挂在世界的面前。塞万提斯派堂吉诃德去旅行，撕裂了这道帷幕。世界在这位流浪骑士面前，以它非诗性、戏剧性的裸体，呈现出来。（第117页）
堂吉诃德的故事为人熟知，但“解人”之说各异。在昆德拉眼中，塞万提斯是欧洲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创造的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遗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等重要的还有法国小说家拉伯雷等）。塞万提斯所以伟大，堂吉诃德所以成为“遗嘱”，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所具有的“认知”性：堂吉诃德的遭际撕去了遮蔽世界与人生存本相的“帷幕”——在魔幻与传奇的表层（“诗性”、“预先阐释”）之下，是“非诗性”的丑陋、艰难、复杂、无序，是“喜剧性”的荒诞、滑稽与无奈（这与张爱玲那句“华丽睡袍里满是虱子”的话甚吻合）。换言之，塞万提斯发现了“存在”。“存在”之“发现”正是昆德拉为小说赋予的“使命”。塞万提斯400年前开始的接力棒最终为当代的昆德拉接手。他也的确始终如一地在发现并揭示世界与事物的复杂与人类生存的窘迫。
再看昆德拉说亚罗米尔·约翰和他的小说《爆炸的魔鬼》。他为这一节的拟题即为：撕裂的帷幕。亚罗米尔·约翰并不是一位大作家。昆德拉注意他、读到他1932年的作品《爆炸的魔鬼》也是在其发表近60年后。这部小说的故事被作家设置在1918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初期，生活在布拉格的林业专家、已是退休者的主人公恩格尔贝特先生为汽车与摩托车的噪音（“爆炸的魔鬼”）所苦，虽取法种种，但仍终夜不能安眠。小说的主要内容简单若此。昆德拉为什么推崇它？因为这部小说有预示性的“发现”：作者在上世纪30年代写此篇小说时，汽车在布拉格的人均拥有量是极小的（“一百个布拉格人中可能才有一辆汽车，或者，谁知道呢，是一千个人中才有一辆”。第154页），然而正因为其“小”、其“少”，其“噪音现象”（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反倒易于“发现”——昆德拉在对亚罗米尔·约翰表示欣赏的同时予以理性的抽象：“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一个普遍规则：一个社会现象的存在意义（比如“噪音”）并非在它普遍时，而是在它肇始时，才可以让人以最大的敏锐感知到”，因为当“它”强大起来的时候，人们或环境对其已习焉不察、熟视无睹了。昆德拉感慨：“卡夫卡时期的官僚主义跟今天相比，简直是个无辜的孩子，然而正是卡夫卡发现了它的可怕。”昆德拉要说什么？他要说的是：亚罗米尔·约翰70年前“发现”了可怕的“噪音现象”、卡夫卡100年前“发现”了可怕的“官僚主义”，他们因为对于“帷幕”之后的世界的发现或撕裂了悬挂于世界之上的“帷幕”而优秀、杰出、甚至伟大。为什么？因为“小说的使命”就在于对“存在”的发现——作为文体的小说是一种“发明”，作为写作的小说之使命则是“发现”，而有所“发现”的小说（即撕裂“帷幕”的小说）才是可进入小说史的“好小说”——昆德拉眼中的小说史是由具艺术价值的小说构成的小说史，换言之，是“价值史”（而非“历史”的“事件史”）。
再看昆德拉说罗马尼亚作家西奥朗。
西奥朗1911年出生于罗马尼亚。26岁即1937年定居法国巴黎。1947年用法语发表作品，进入“伟大的法国作家”的行列，直到1995年以84岁的高龄去世。但他26岁之前生活在罗马尼亚时曾持有法西斯观点的这一行迹却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为数众多的纪念文章中，他的作品被扔在一边，他青年时代曾有的历史污点被猛烈、尖锐地抨击。昆德拉以他智者的敏锐对此现象质疑。他不为作家的历史污点辩护，但他提请人们注意西奥朗在38岁（1949年）时写就的一段文字：“当我想到……我当时所有的胡说八道……，我感到是在俯身看着一位陌生人的固执之见，而且，当我得知这一陌生人就是我时，我感到惊讶万分。”西奥朗的反思合乎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名号，他在这篇38岁时的文章中继续写道：“灾祸是青年人所长。是青年人在鼓吹不宽容的教理，并将它们付诸行动；是他们需要鲜血、呐喊、骚动和野蛮。在我年轻的时代，整个欧洲都相信青年人，整个欧洲都将青年人推向政治，推向国家大事。”西奥朗的自我反思深化或升华为对一代甚至是所有时代的“青年”的反思，这一反思具有心理学、人类学的含义（而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思考纳粹时代的“恶”时则是从极权主义的制度角度总结的——正是诸多智者从不同的角度在共同地解释、认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与事物）。他从自己的污点“发现”了更深处的东西、更有“意义”的东西。这恰是昆德拉所欣赏的。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塑造的诗人雅罗米尔这一形象其核心也是在表达关于“青春时代”（或“抒情时代”或“激情”）的思考与质询。昆德拉认为西奥朗对青年时代的愤怒（谴责与否定）揭示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在从诞生到死亡划出的线上树立起的每个不同的观察之点看去，世界都是不同的……假如不首先了解一个人的年龄，就无法理解他。……一种存在的明显道理，它越是明显，就越不会被人看到。生命的年龄段被隐藏在了帷幕之后”。昆德拉认为西奥朗的故事与他的反思文章撕开了遮蔽于生命段之上的帷幕——“发现”了年龄段中的“秘密”。附带一句：年届80的德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剥洋葱》中坦白自己15岁报名、16岁进入纳粹“党卫军”的经历（这一秘密潜藏其心60年），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格拉斯同时还写下了一句话：“我的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这句话可与“青年”或“青年时代”相系思考。西奥朗的法西斯观点、格拉斯的党卫军经历自然不是体面的行迹，但这是“帷幕”上可见的东西，而“帷幕”下未见的东西是西奥朗的思考所示、是昆德拉关于“青春时代”潜藏于人身上的可能的“恶”——这一“发现”让我们有理由把纳粹时代的狂热青年、“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历史与现实中（以青年为主体）的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分子相系考虑——这是昆德拉们为我们撕开的帷幕。再扯一句：不久前读到《李慎之文集》中引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先生的话，“人要有想像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像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想像力了”。——这与上述之内容与认识是声息相通的。
从昆德拉自己关于《帷幕》的三处破题，我们大体可以把握作者基本的意思，即：昆德拉关心“小说的使命”这一问题；他认为“小说的使命”即是撕裂遮蔽于生活（世界）本来面目之上的“帷幕”之后的“发现”；惟有有所“发现”的小说，才是“好”的小说，才是有价值的小说，才是可以进入小说史的小说（在《帷幕》一书中他曾明确表示：历史是事件的；小说史则是艺术价值的）。
自然，纵有领袖群雄之风、行文大含细入的昆德拉的“意思”不必也不会成为所有人的“意思”。但作为一位世界性的杰出小说家，他的“意思”却是我们应该注意倾听并思考的——有意于使自己的小说写得有“意思”的小说家、希望看到有“意思”的小说的读者，特别是小说写得没“意思”的写作者，不妨琢磨一下昆德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