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垃圾”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司 晨




  文学在当代的一个最大尴尬,莫过于自己的地位问题。随着上世纪80年代黄金岁月的逝去,文学在许多人看来已经陷于一种内外交困无人问津的状态而不可自拔。也许是出于对这种文学状态的焦虑,也许为了给“文学是否还具有轰动效应”一个肯定的答案,新世纪的一些人发扬充分的聪明才智,为文学重新吸引民众的眼球,做出了不懈努力。比如,将文学作为一条落水狗,有事没事捞上岸来痛打一番,以解诸位文学看官鸟气,就是一种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有人早就在《芙蓉》上为20世纪文学写了两份悼词,把近、现、当代的文学给一块儿送进了棺材。而这次和德国汉学家顾彬有关的“当代文学是垃圾”事件的矛头只对当代文学,应该说还是很给文学界颜面的。但此次“垃圾说”风头之健,却毫不亚于当年“悼词”问世之时,甚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笔者对“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这个话题本身毫无任何论辩的兴趣,而是对大家为何如此对“垃圾说”感兴趣这种行为本身感兴趣。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居然有能耐搅得千里之外的中国文坛一时间天翻地覆,其现象之所以能够形成,确实有可值思索之处。而且,反思一下这次“垃圾”是怎样炼成的,也很可以生动地反映出当下某些人对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别样的”愿望、热情和努力。
  在笔者看来,大约不外乎这四个原因:
  第一,“外来的和尚会骂街”。
  原来痛打文学这条落水狗的多为国内学者专家,而这次始作俑者却换成了国际友人——德国汉学家顾彬。顾彬虽然在国际汉学界较有影响,但是真正谈得上对其了解熟悉的人并不在多数,至少远远少于一头扎进“垃圾论战”的人数。但秉承“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古训可知,一个外来的学者,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念的那些经,自然也多有可值咀嚼之处。哪怕骂街,也定然是“外来的和尚会骂街”。
  其实,国人也未必会真的把这些念的经或骂的街当回事。国人也根本就没傻到会认为“垃圾说”就会比“悼词说”有更多的学术价值。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或骂街,是因为国人自古便重视自己的宽宏之量和与别国的邦交之谊。别人不远千里跑来给你念经或骂街,且不管这些东西听没听懂有没有用,至少我们应该烧壶茶,倒杯水,显出一副很重视的样子,摆出一副认真负责的姿态。哄的是别人,抬的是自己。不然被外人斥为闭关锁国,气量狭小,弄得和尚们都不来了,那才是罪莫大焉。于是诸人望火投薪,便显得很有其必要性了。这种积极参与的热情,一定能给外来的和尚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第二,自家孩子自家揍,外家大人旁边瞅。
  虽然说对外人要讲究礼节和大国风度,但这也断然不能和民族自尊心产生冲突。宽宏大量是一回事,谁有资格教训又是一回事。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顾彬无论如何也只能算个知些根底的外家人。他说说恭维话还行,但真正想端起架子对中国文学说三道四,是万万不能容的。这就像是自家里养了个不争气的儿子,在外面闯了祸,怒其不争的爹娘关起门来可以把他揍个半死。不过开门揖客,大家和和气气,虽然也会当着客人的面数落小孩两句,但更希望客人说些孩子聪明伶俐大有可为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吉利话。主人自然也会回报客人一大箩筐的恭维话。如果哪位汉学家大赞中国文学如何了得且博大精深,那么这位汉学家定然是千里马级别的伯乐。这样主宾欢颜,其乐融融。
  可是有的客人就这么不知趣,像鲁迅笔下那个跑去别家说小孩早晚要死掉的家伙。主人还没开口多说自家小孩几句不是,他就已经提起那孩子对着屁股一顿狠揍了。这样的客人,当然要口诛笔伐,说他野蛮没文化。自家孩子自家揍,什么时候轮得上外人来伸半个指头?显然,顾彬就是这种敢打别家孩子的不知趣的客人。亏得还给他沏茶倒水,他居然半句好话不说,倒把当代文学揍成一个“垃圾”。对于许多自视为当代文学爹娘的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当代文学到底是不是垃圾先不管他,至少揍自家孩子,德国人顾彬没份!他不过是一个“旅游者”,一个“不懂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当然如果顾彬是夸自家孩子,就要另当别论了。
  第三,“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笔者原来看过一本作家回忆录,有个作家回忆他当年参加一次文化考试。其中一道试题是这么问的:“请问丁玲的哪部作品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当时参加考试的人估计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满考场的人都在抓头搔耳。幸而有一个人知道,遂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立刻群情激奋。由于监考太严,不敢传纸条,大家便靠口耳相传,四处救火。最后老师改卷改到这一题——“请问丁玲的哪部作品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
  诸人答:《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引用这个故事只是想说明,在顾彬本人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言中,他原话说的意思是:卫慧、棉棉等所谓中国的美女作家写的文学作品是垃圾。然后这个意思被传说成了“中国当代的美女作家写的文学作品是垃圾”。再然后被传说成了“中国当代作家写的文学作品是垃圾”。最后终于被传说成了——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看看顾彬本人事后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中是怎么说的吧:“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
  看来,太阳真的照着三个和尚。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只好最后总结:“垃圾”事件是在自打耳光和人咬狗。
  太阳之所以能够照着三个和尚,顾彬之所以能够说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自己从没有说过的话,中国当下文坛上空之所以能一时“垃圾”漫天飞舞,其功还多有赖于某些极有职业操守并对当代文学极有热忱的媒体和个人。他们不忍相看当代文学日益冷清,又颇为技痒,有个人送上门来自然要大做文章。
  那个首发“垃圾新闻”的重庆某报以《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为醒目标题,称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接着多家国内媒体迅速而亢奋地转载了这个报道,网民们则以每小时上十万条的速度加入了“垃圾”宣传的庞大队伍。就像一个人梭巡街头无人瞩目,恰好被人踩上一脚,立马一把抓住,扯上街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自扇一通耳光,把脸打肿再诬是他人所为。于是,几个美女作家立刻被自家人打肿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马上,骂街声同情声争论声声声入耳,国际事文学事垃圾事事事关心。这些媒体对学术的贡献,可见一斑。人咬狗才能成为新闻的道理,再一次得到印证。
  “垃圾”终于炼成了!
  那么顾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笔者也知道的不多。他曾在山东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一位毕业于山东大学和顾彬相识的朋友这样介绍他——一个喜爱踢足球,热爱中国文学,喜欢做考据,认真严谨,不喜欢哗众取宠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