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文集》犹在 斯人邈矣（外一篇）
作者：陆建华
问题很清楚，汪曾祺在他年届花甲时才迎来自己的创作辉煌期，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悟出了创作真谛，而是终于盼来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的新时期。在一篇《关于〈受戒〉》的文章中，他这样由衷地写道：“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
60岁之前，汪曾祺仅出版过两本薄薄的小册子；60岁复出文坛后，特别在他获得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他在文坛、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93年的上半年，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出书多达15本！这当然说明，他的书读者欢迎；但另一方面，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这些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出版，有时此书与彼书仅有几篇不同，读者买后不免啧有烦言。我们在一旁看了着急，家里人也急。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北京去看汪老，他拿出刚出版的两种单行本签名赠我，夫人施松卿在一旁微笑着说：“建华，你注意一下，这本是一二三四五，那本是五四三二一。”汪老先是一愣，待听明白她话中的微讽之意后，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1986年，我第一次向汪老提出建议，应当出文集。汪老想也不想就回绝了。他说：“这哪行？出文集是著作等身的作家的事呀。”以后，见他的内容相近的单行本不停地出版，读者意见在增多，他自己也成天忙于应付出版社约稿，无暇他顾，我便一再向他重提出文集的建议。到1992年上半年，他松口了。在这之前，我已不止一次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吴星飞商议过为汪曾祺出文集的事，他一口答应，表示支持。我把此信息告诉汪老，他在7月26日的回信中说：“我原来不打算出文集，我还不到出文集的‘份’。江苏文艺出版社有出我文集的想法，最近辽宁出版社又表示愿出我的文集，我有点动摇。要出，当然还是交给江苏，我跑到辽宁出文集，算怎么回事呢？”
从不想出到同意出，这当然令我高兴。但到催他付诸行动时，他却说，编文集的事两年后才可进行。这样拖下去不好，我就先向他提出文集分小说（上、下）、散文、文论、戏曲剧本四卷五本的方案，他表示认可。我进而提出，由他选定各卷目录，其余按目录汇集资料、校对、直至装帧设计等具体事项均由我负责。与此同时，我悄悄关照汪老的夫人施松卿女士，请她务必督促汪老抓紧。有了汪老夫人的暗中相助，我隔几天就给汪老打电话，询问他目录选定没有？以至后来汪老在《文集自序》中说：“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急脾气，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紧。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动。”汪老本人“意动”了，又有汪老夫人和汪老的小女儿汪朝从旁协助，出文集的进度明显加快。汪老夫人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在你一再催促之下，曾祺已动起来了，开始编那四部文集。……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目的是让你放心。要不是你一再来信，他的惰性还会在那里起作用……”
《汪曾祺文集》于1993年9月正式出版，出版后短短半年之内连印三次，此后几年又曾一再加印，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今年5月16日，是汪曾祺逝世10周年纪念日，回忆起10多年前这段往事，恍如昨日。在汪老去世后的10年中，他的著作又新出27种共36本，单2005年这一年，就有9种。这么多的书当然不可能是汪老的新作，而只能是汪老生前作品的不同组合编排。对于一名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自己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能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中更值得庆幸、更值得欣慰的呢？
数字汪曾祺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一代文学大师汪曾祺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他因肝硬化引起消化道出血，在北京友谊医院仙逝，享年77岁。
转眼之间，10年过去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新时期汪曾祺复出，到他1997年5月16日辞世，17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外报刊关于汪曾祺的报道、通讯、散文，总共才近50篇；而在汪曾祺猝然去世和此后将近一年的日子里，海内外、特别是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报刊所发表的追悼和怀念汪曾祺的文章，竟有60多篇！读着这些发自内心、和着泪水写就的文章，我们总会为充盈在这些文章里的真情所打动，耳边听到的尽是作者们的惋惜呜咽之声。
都说时间最无情，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去某人、某事在人们心中的记忆，甚至不留一点痕迹。人们确也看过太多的生前显赫死时哀荣的活剧，但许多人走了也就走了，会逐渐从人们心中淡忘以至消失；更有些人，甚至灵前的花圈还没有完全撤去，非议之声已开始悄然蔓延。
汪曾祺却是个例外。
这里有两组耐人寻味的数字。
其一，到2007年1月，海内外总共出汪曾祺的书59种71本，其中竟有27种36本，是出版于他1997年5月16日去世后的10年间，单是2005年这一年就出书9本！当然，这27种36本书，再没有可能是汪老的新作了，而只能是汪老生前所写作品的不同组合编排。还有一点不言自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在出书时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如今，那么多出版社争着出汪曾祺的书，只能说明一点：读者欢迎，读者需要！
其二，10年来，在汪曾祺的著作频频问世的同时，关于汪曾祺作品的研究也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关心与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们都知道，尽管汪曾祺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末就已经在小说创作中显露才华，但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前，关于汪曾祺的介绍和研究却是一个剌眼的空白！1996年我在动笔写《汪曾祺传》时，极想找一些关于汪曾祺解放前和“十七年”时的资料，但走了京、沪、宁，查了许多知名图书馆，均无功而返。文学理论界关于汪曾祺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是随着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而正式开始的。在汪曾祺逝世后的10年中，研究者们似乎更痛心地发现，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于是，研究更深入了。10年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理论的、文艺的报刊中，共发表关于汪曾祺及其作品研究的文章160多篇，平均每年多达16篇！也是在汪曾祺辞世之后，关于汪曾祺的传记、研究汪曾祺的专著已经陆续面世，已出版的有6种，还有几本正在撰写之中。
数字是枯燥的，但有关汪曾祺的这些数字，无疑却是诗！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再没有比自己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能长久地活在人们心中更值得庆幸、更值得欣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