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此人可用，但不可重用”之记忆
作者：莫雅平
近日读沈东子的《父亲鱼》（又名《江南布衣》），很多字句让我眼睛发亮，如：“父亲还喜欢说，空气其实就像水，我们其实就像鱼，只是水比空气更稠些，我们比鱼更傻些。”很多字句令我心灵震撼，如：“档案就是你的背景材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被别人塞了什么东西，只有别人知道。所以档案是别人给你画的一张脸，如果那张脸画得歪歪扭扭，还抹上了黑，那就相当于古代的黥刑。”读了好几遍，我深感它是一篇值得深入品读的大作品。
作品以外国儿歌开篇，谈的是“将来会怎样”的问题，作者写道：“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间会帮我们解决。当然也不会白帮这个忙，每次它都要在我们脸上留下一点记号，就是皱纹。”在此，作者写了人生的一种天然的无奈，其主旨在于映衬另一种无奈，一种更可怕的、人为的无奈，那就是以“档案”为表现形式的被“内控”的命运。
作者聚焦于档案制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了一个特殊年代的深重苦难。“父亲”的档案里写着：“此人可用，但不可重用。”这几个字秘密宣判了“父亲”的政治徒刑，作者将它和古代的黥刑（一种在犯人脸上刺字的肉刑）类比，他说：“为什么还要在脸上刺字？……目的就是要让人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永远不许踏上或者重新踏上宦途。不但不能踏上宦途，连做人都难……”
“父亲”之所以“可用”，是因为有文化。为什么又“不可重用”呢？还是因为有文化!有文化，进而可能有思想，“而思想是历朝历代都不喜欢的东西，因为怎么洗脑都洗不干净，怎么洗都不放心”，因此“父亲”注定成为异类。在给“父亲”“刺字”的人眼里，“父亲”是个什么呢？是个工具！也许就像扫帚：扫帚“可用”，但“不可重用”，用过后只能放回角落，不能供在神龛。这样的命运何等惨淡，却的确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曾经的遭遇。
“父亲”一生的履历中没有一个“长”字，因为“此人可用，但不可重用”就像一声诅咒，早已给他判了命运的死刑。通常所谓“盖棺定论”，说的是死后。可“父亲”还活着，有人就把他当死人提前处理了，何等残忍！“父亲”偶然看到了对自己的秘密结论，那个偶然把他推到了比很多同类人更不幸的境地，因为他看到了自己脖子上的秘密绞索，知道它时刻存在，却又对它无可奈何。作品开篇就谈未来，而被“内控”的父亲的最隐秘、最刺心的痛苦却是：他没有前途，没有“未来”！
有些人在自己的马的屁股打烙印，以表明那是自己的财产。极少数性异常者甚至在其占有过的异性的阴私部位留下印记，以表明那是自己的领地并继续霸占。与此类似，“此人可用，但不可重用”是烙在“父亲”身上的一种人格烙印，随它一同烙下的是屈辱和绝望。“父亲”憋了二十多年，才把档案的事说出来，说完发出一声冷笑，那声冷笑真的胜过千言万语，让人发颤。
其实当年很多人和“父亲”一样，早就被判决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由于档案是秘密的，不像马屁股上的烙印明摆着，这就增加了其欺骗性。想当年，很多人热情洋溢地活着奉献着，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早就是个“死人”了！而“父亲”呢，他虽然痛苦，却是明白的，和那些不明不白的“死人”相比，他好像有点幸运！瞧，这有点荒诞，但“父亲”明白了也就觉醒了，正是所遭受的心灵的黥刑，使“父亲”有了面对吃青蛙的权贵拂袖而去的底气。
以“内控”为目的的那种档案，是一种强权治理工具。作者聚焦于它，既高度概括了这个民族曾经的深重苦难，又警醒地表达了自己的深层感悟。他说：“一个人如果因为屈辱而把过去深藏起来，那另一些人就太高兴了。另一些人是谁？就是往你脸上刺字的人。这些人最巴望受黥刑的男人保持沉默，被奸淫的女人保持沉默……如果世界一片沉默，他们就可以混迹于人群，消失于历史，作恶多端却不留下任何恶名。”没有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入思考，不会有如此透彻的洞见。
他还说：“强人恃强施暴时，最有力的反抗是什么？对打？不，对打只能招致毁灭，让施暴者得以永远逍遥法外。最有力的反抗是记忆，记住对方的面孔，把它描摹下来，送往时间的审判坛。”看到这样的警醒之语，我作为一个曾经翻译过《笑忘录》的人，自然会想到米兰·昆德拉，那个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笑忘录》是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苏联入侵捷克后捷克人的生存状况。“布拉格之春”以后，苏联操纵下的捷克政府在捷克大肆推行洗脑运动（昆德拉称之为“有组织的遗忘”），企图使捷克民族忘记自己原有的历史和文化，全面接受苏联人强加的极权文化。洗脑的结果是，捷克人变成了一群孩子，一群“抒情谵妄症”患者，面对“刽子手和诗人的联合专政”，他们载歌载舞，只按统一的号令行动；谁违背统一的号令，谁就会被清洗掉。
在昆德拉笔下，强权的暴政工具是洗脑，是有组织的遗忘。昆德拉通过主人公之口告诉人们要守住自己的记忆。在他笔下，记忆是一种街垒，可以抵挡强权碾过来的遗忘的坦克。而在沈东子笔下，强权的工具是“内控”档案，它是一种有组织的秘密记忆，针对的是其企图奴役的民众，尤其是被内控对象。听：“你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我把情况写成材料，放进你的档案里，一辈子都跟着你！”多么可怕！但民众可以举起抵抗强权的长矛，那就是对暴行和施暴者的记忆！
在沈东子和昆德拉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两种貌似相反的强权形式，也看到了它们本质的一致。《父亲鱼》和《笑忘录》分别浓缩了两个民族的苦难记忆，两者有共通之处，都显示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同时，两者又显示了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比如，《笑忘录》以变奏曲的形式演绎“笑”与“忘”两个主题，还以十二音音乐的昙花一现，预言了极权帝国的崩溃，全书显示了某种音乐性；而《父亲鱼》呢，它在内控档案之外，说了很多跟鱼有关的事，显示了某种寓言性。
在秘密档案制度下，人们就像被看不见的鱼钩勾住的鱼。档案故事和鱼儿的事有内在的关联。父亲关于鱼的说法发人深省：“我们要吃鱼，我们比鱼傻。我们看上去好像比鱼聪明，其实比鱼傻。鱼生活在河流里，我们生活在陆地上，各有各的天地，可是人觉得自己很聪明，用一根线和一只小钩，钩上一点诱饵，就把鱼从河里抓了上来。这是我们人看得见的，是我们人的观点。可是鱼呢，你知道鱼怎么看？你知道那些风干的鱼眼，在被风干前，对你有过怎样的看法？”我边读边自问：我们对鱼是不是很残暴呢？鱼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记忆呢？它们对付人类的长矛是什么呢？《父亲鱼》把我的思维带到了很深的水底，其分量可见一斑。
父亲接着说：“人在改良鱼，鱼其实也在改良人。它们同样在想办法，通过改变自身的营养结构，让人食用后减少钙质，增加脂肪，变得胖乎乎的，这样就削弱了他们的攻击能力……人胖了，鱼就自在了，如果有哪个人因为吃得太饱不想活，或者病得太重熬不住，一头扎进春天的河水中，鱼也是同样乐于享用他身上的营养……鱼的反抗，人是看不见的。”连鱼都能成功地反抗人类，人类的强权者迫害自己的同类又能有什么好果呢?《父亲鱼》既像一个关于权力政治的讽喻，又像一篇涉及生命哲学的寓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内控档案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曾经存在过那种杀人不见血的行径，更不会想到其余孽并没有彻底根除。人们因健忘而快乐，但也常因快乐而失足。一个民族假如忘记了过去，重蹈覆辙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需要警惕的。正是出于类似的警惕，犹太人在二战结束几十年后，仍然在追踪漏网的纳粹分子，旨在通过审判强化对大屠杀的记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出于作家的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昆德拉、索尔仁尼琴等英勇地担当了记忆本民族苦难历史的重任，因而有了深入人心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古拉格群岛》。可喜的是，我在《父亲鱼》里看到了类似的英勇。
《父亲鱼》写了很多关于鱼的事。鱼的历史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人类对鱼就不能肆意妄为了。被内控的人就像被看不见的鱼钩勾住的鱼。但总有一些鱼是勾不住的，它们哪怕是挣破下巴都要逃脱。这种鱼让钓鱼者恼火，但我认为它们是可敬的，我乐意称之为“自由鱼”。“父亲”在痛苦中觉醒了，他在书法和诗词中找到了精神支柱，用个性化方式维护着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常书写的“太公”的诗可做佐证：“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棵小树并排站着/却没有靠着。”他晚年独往独来，去世后骨灰按他的遗嘱撒入了他热爱的漓江。他不愿被死神像木桩一样钉在墓地上，他愿他的灵魂穿上河的衣服去看大海，所以，“父亲鱼”是一条“自由鱼”。
读完《父亲鱼》，我还联想到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韩默尔先生之所以竭尽毕生力量上好最后一堂法语课，是因为法语是法兰西民族记忆的载体，是被占领国土上的法国人免于成为亡国奴的最后一根自救的稻草。对一个民族来说，守住了自己的语言，就有可能守住本民族的记忆，也就有可能避免亡国的厄运。同样，对个人来说，有一些基本的价值是必须铭记并坚守的，如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等等，假如没有这些，他可能就和一条狗没有区别了，或者就是一个心灵上的“死人”了。《父亲鱼》中关于内控档案的记忆，其实就是公民权利与自由被严重侵害的记忆。沈东子希望写在读者心坎上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闪光的字眼：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