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刘虹诗歌的抽象现实主义
作者：向卫国
因为题材的关系和刘虹本人“打工者”的身份决定了，《打工的名字》当然属于“打工诗歌”，这毋需多言。但同时要看到，这首诗其实一举超越了所有打工诗歌，用诗人的话说，展现了“诗歌”本身的“重”与“大”。
首先，这是一首反命名的诗歌。诗歌开首之“A”部，罗列了人们给“打工者”的十五种命名：“民工”、“打工仔/妹”、“进城务工者”、“三无人员”、“盲流”、“城市建设者”、“农民兄弟”、“乡巴佬”、“游民”、“无产阶级同盟军”、“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社会不稳定因素”、“公民”、“主人”、“弱势群体”。这其中包括法律意义上的宪法的命名“公民”；各个历史的不同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而给出的政治上的命名，从“无产阶级同盟军”到“主人”再到最新的“进城务工者”等；还有各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五花八门的社会性命名（大都含贬义）。当这些命名同时呈现的时候，它们互相矛盾、互相嘲笑、互相取消，所有的命名都归于无效。就像诗人在下文所说，打工者的身体是“人质”、而它们的“身份证”和“名字”都是抵押。打工者的身份是暧昧的，他们的存在本身进入晦暗的混沌状态。诗歌成功地消解了一切命名的合法性，使人（包括一切事物）重新回到它的原始本真状态。从诗歌的意义上看，这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打工者像幽灵一样遍布大地，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是随时可能消失的最低等生灵；从哲学的意义上看，这是事物的存在本质，任何命名都是人类虚妄的自大（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最早来自“混沌被凿七窍而亡”的寓言）。而这一诗歌的效果肯定是诗人始料不及的，她的出发点显然只是抱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为“打工者”这一特殊的群体张目。那么诗歌何以能够超越诗人的单一意图和题材的限制？原因在于——
第二，这是一首本质的诗歌：元诗。人们一般认为“元诗”是指“关于诗歌的诗歌”，我只能部分地同意这种说法。所谓“关于诗歌”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指它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诗歌生发的始因；二是指这个观念的内容是关于诗歌的。我同意前面的一层意思，而不同意后面的一层意思：即我认为诗歌本质上源于观念（或至少有一类诗歌是源于观念，另一类也许是源于“物”或曰“形象”或曰“感性”。认为所有的诗都源于感性的看法是不对的），但不一定是关于诗歌本身的观念。我认为，直接抵达观念的诗就是“元诗”，它呈现出诗的原始基因，这种诗像直接抵达“物”本身的诗一样纯粹。举一个例子，李白的《蜀道难》必然源于“难”的观念。有人会说“难”的观念不也是由于“看”到“蜀道”这个形象之物而产生的吗？其实不然，诗人在看到“蜀道”之前已有“难”之观念，“蜀道”只是它的“此次”激发之物和观念之载体。“难”的观念最初从何而来？再追问，就是鸡与蛋的关系问题了。在始源上，“难”这样的观念的产生不同于“红”、“白”等，不一定就跟“物”直接相关，显然与人性中神秘的最深处有关系。《打工的名字》是一首元诗，它是纯粹的观念的产物。既然有“观念艺术”，我想也应该有“观念诗歌”。《打工的名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力，凡是反对这首诗的人都是因为认定诗只能是形象性的，即便表达观念也只能用“形象”的手段。这种诗的观念总是迫使这些人忍痛割舍掉“这是一首好诗”的最初阅读印象。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观念性的增强，现代诗歌大多数是观念的演绎（当然一般都披上了“形象”的外衣），追溯其始都是源自某一观念，这使得现代诗歌的合法性至今仍是问题。这里面显然有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我们反对执着于“某一”观念，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所以诗歌不能明确表达“某一”具体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又执着于认为“诗歌只能是形象的而不能是观念的”这一具体观念。我认为正是这种观念性的抽象与概括力，使得《打工的名字》成为雄踞一切“打工诗歌”之上的超级诗歌。这也是刘虹所有重要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她的风格。在刘虹之前有一个重要诗人，欧阳江河也是以这种对现实的抽象性和概括力而成功。但欧阳江河的诗歌还只是一种“半抽象”的东西，其抽象的观念以半隐身状态躲藏在丰富繁杂的形象背后，刘虹的诗显然走得更远一些。她对打工者的生命关注，不允许她有任何暧昧，因此她选择直抵观念的方式，她获得了成功，而不是失败。
第三，这是一首“重”“大”之诗，显示了诗的“重”“大”。刘虹不是作为一个“打工诗人”（哪怕作为“打工诗人”的代表）而重要，而是因为她的诗歌本身的“重”“大”而重要。诗人说“在这个争先恐后做小的年代／我歌颂重大”（《我歌唱重和大》）——这依然是观念的直接表述。诗人强调“重是重大的重，大是重大的大”；诗人既批判把一切重要之“事”往“小”做的男人和争着“做小”的女人，也批判“耍空城计”（空得“找不见自己”）的诗人。竖着看，这是一种历时性的坚持；横着看，这是一种共时性的反抗。诗人直截了当，决不像时代本身一样的晦暗、叵测、遍布着陷阱。诗人写过打工诗歌，但她并不是单写打工者的苦难。她的关怀是对人类和时代的整体性关怀，《打工的名字》之所以意义“重大”正是由于同样的品质。2005年9月19日浙江诗人老刀在“打工诗人”网站（http://sh.netsh.com/bbs/8832/）贴一篇题为《新京报：直面苦难还是直接矫情？》的短文，对“打工诗歌”提出异议，笔者在后面跟了一贴：“听一听不同声音还是有好处的。苦难是有不同层面的。我看除了任意胡为的官僚和不事劳动的黑社会分子，总是试图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乐事，以永不满足的贪欲为烦恼（并不是苦难），其它任何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苦难，知识分子诗人可以诉说知识分子的苦难，打工诗人诉说打工者的苦难，苦难虽有不同，但都是苦难。打工者在强调自己的苦难时，也应该看到其他人的苦难，具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更高的艺术追求。”打工诗人中也有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的，这是真正有较高艺术理想的诗人。只有既不反对“打工诗人”的身份，又能自觉地超越（题材和精神的双重超越）“打工诗人”，才能成为最优秀的“打工诗人”／“诗人”。毫无疑问，刘虹对“重”与“大”的追求在一个人人宣称“反崇高”、宣称要做“享乐主义者”的其乐融融的消费主义时代，是容易犯众怒的，她让消费者们消费得不那么自在。我在好多场合推荐过这首诗，但接受者寥寥。可是我依然认为，在众皆消费的时候，个别独醒的诗人反抗的声音尤其珍贵，哪怕带一些愤怒也不要紧，因为它提醒了众多“被消费者”的存在依然是一个事实。
第四，抽象现实主义。刘虹的诗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现实主义的极致：抽象的现实主义。当现实就在眼前，不管是血淋淋的身体、还是抽搐的灵魂都一目了然时，诗歌完全可以不去复制现实，而是直接对现实进行抽象和概括，这是一种能力，而且是诗歌写作最根本的能力之一。刘虹有这种能力，欧阳江河有这种能力，虽然他们之间也有差异。刘虹的一系列重要诗篇，如呈现打工者生命状态的《打工的名字》、批判“做小”的时代之风的《我歌唱重和大》、揭露日常之物的媚俗性的人格化存在的《沙发》、从自我的身体出发进行社会学掘挖而不是身体修辞学表现的《致乳房》、以女性体验和“大海”对峙从而揭示二元性之生存悖论的《向大海》，都在抽象与半抽象中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少有的深刻与“重”“大”，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乳房的政治学”，给了那些矢口否认艺术的意识形态性的、单纯的不知所谓的审美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你有你的硬道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致乳房》）。
有了这些诗歌，刘虹作为诗人的历史位置已然确立。重复一下，我说的是——诗歌史。诗歌史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也并非全然的不可预知。我愿意向诗人学习不暧昧。我认为不敢直接肯定一首好诗或一个好诗人，跟不敢直接批评一首坏诗或一个坏诗人一样，都是批评家的自私和不负责任。我宁愿说错了（历史自然会纠正），也不愿让我发现的任何一个好的诗人像他的许多前辈诗人一样受着漫长的委曲，等待历史的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