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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水浒传》的作者
作者：李 骞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比较流行的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独立编撰的；第二种认为是施耐庵、罗贯中合作的，即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第三种认为是施耐庵自己创作的；第四种说法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积累型小说，是经过民间艺人口头加工、书商编纂整理、文人最后润色而成。下面不妨梳理一下各家之说，看看哪种说法更接近实际。
明代人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根据民间说书艺人的唱本所编的，如田汝成、王圻等人。这些人离《水浒传》产生的年代比较近，他们的观点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只要你认真推敲这些人的文章，就发现古人做学问非常马虎，不仅彼此之间互相抵牾，而且自己的说法也总是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关于罗贯中的记载，明代无名氏在《录鬼簿续篇》中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段话是极不可信的，为什么呢？首先，无名氏是谁？显然是个假托的名字，恐怕是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畅销书，在坊间的名气特别响亮，这个无名氏借助与罗贯中“忘年交”的身份炫耀一下自己。因为“忘年交”自然是一个年少、一个年老，或者相识的两人都是老年人。由于古人“七十古来稀”，所以五十五岁就可称老翁。那么所谓“忘年交”至少也是五十岁相知相逢，换言之，无名氏与罗贯中相识时，其中一人、或者两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那么“别后又六十年”岂不是一百一十岁？无论罗贯中和无名氏，都不大可能活到一百一十岁，所以这《录鬼簿续编》中的话，恐怕也是鬼话连篇，难以令人信服。明人田汝成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独立完成的小说，不过，他在《西湖游览志馀》中所说的话不仅不可信，而且语言之歹毒，令人不堪卒读。“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坏之报如此！”不管田汝成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对作者如此仇恨，都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假道学、伪君子的话就更不足信。首先，他竟然毫无根据地断定罗贯中是南宋时代的人，言下之意，《水浒传》这部书早在南宋偏安一隅时就问世流传了，而事实上，根据文献记载，南宋小朝庭时代，所谓水泊梁山的故事，只是通过说书艺人的口在勾栏瓦舍流传，根本就不可能以小说的完整形式出现于南宋，而且他所说的罗贯中“编小说数十种”的言论也值得怀疑，现在能够查证的假托罗贯中之名的小说除《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只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但是只要认真细读，这些作品不仅语言迥异，而且叙述风格也天壤之别。说到作者的审美理想，就更不用多说，《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价值观就是相悖离的。因此，如果说《水许传》、《三国演义》出自一人之笔尚且还值得商榷，而其他几部从文本阅读的角度去理解，就根本沾不上边，找不着北。其次，田汝成和明代的一些所谓正统文人一样，认为《水浒》写宋江等人的事迹，不但是奸诈骗人之术，而且十分详细，这种坏书是不应流传的。第三，田汝成认为罗贯中写的《水浒传》是百般鬼诈，是教人心术变坏的书，所以，罗贯中的三代子孙都是哑巴，是老天给他的报应。田汝成怀着变态的心理，用这种恶毒之极的语言写出的文字，是不足为凭的，他的关于罗贯中是南宋人的立论更是不堪一击。事实上，南宋时代流传下来的与《水浒传》有关的材料，比较有价值的当推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这是龚圣与根据南宋宫庭画师李嵩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所绘的像而作的，每人一赞。《宋江三十六人赞》是目前透露给我们的南宋时期《水浒》故事较为直接的资源，特别是在李嵩的“三十六人画”无法寻觅的今天，“三十六人赞”及序言就显得格外珍贵。然而，龚圣与也只是根据画写了一些应景文字，这不但不是《水浒传》小说本身，甚至于连小说的故事源头都谈不上。关于这个问题，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胡适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闻名的大学者，既然他“小心求证”出《宋江三十六人赞》仅只是在“绰号”做文章，那么这本书对《水浒传》的形成就不会有太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大部分文字都花在对“绰号”的解释和概括上，这对后来的说书艺人在坊间的表演或许有启示作用，但对宏大叙事的《水浒传》不过是冰山一角。无独有偶，同样是明人的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传记类》中也肆无忌惮地攻讦罗贯中。王圻的所谓“通考”，不过是田汝成的拙劣翻版而已，毫无新意可言。“《水浒传》，罗贯中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王圻任意篡改田汝成的观点，企图“通考”出点新鲜花样，结果只是把“其子孙三代皆哑”翻新为“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也就是把原来的“编次”者罗贯中子孙三代成为哑人修改为“说者”即说这部书的艺人子孙三代皆哑，其用心之险恶，比田汝成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仇恨编撰者，后者连所有说书艺人都恨之入骨，这种公然亵渎千百万《水浒传》爱好者灵魂的恶劣用心，这种阻挠《水浒传》故事于民间流传的恶意行径，又怎么能够借助他们留下的笨陋文字考证出谁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
也不知是相互抄袭，还是以假乱真，总而言之，明代人大多异口同声地咬定，《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润色编次而成。如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卷二十三》中所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无名氏说罗贯中是太原人，郎瑛又说罗贯中是杭州人，这两个人的说法都不可信。因为无论施耐庵还是罗贯中都是一个假借符号，历史上断然没有这两人。郎瑛说《三国》、《宋江》（实际上就是《水浒传》较早的小说底本）都是杭州人罗贯中所编的，注意是“编”而非“著”。为什么会是“编”呢？因为他认为“必有旧本”，意思很明白，罗贯中是在别人写作的基础上加工、润色、整理而成的。如同当下的不法书商用剪刀、糨糊编成的大作一样。但他又不敢肯定，因为他还听说，《宋江》是“钱塘施耐庵的本”。这就是今人所说的施、罗二人合作的根据。甚至于有的学者还考证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之类的无稽之谈，所依赖的材料就是“后学罗贯中编次”和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中所说的“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贯中亦效之为《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也”。胡应麟的话不可靠，第一他是带着鄙薄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名著的，在胡应麟看来，《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演义性质的书“盖尤在传奇杂剧下”，不仅极端浅显简陋，而且令人不耻和可笑；第二，他所依靠的也是“世传街谈巷语”的材料，并没有作周密翔实的考证，所以竟然自以为是地断言，施耐庵是元代的“武林”中人。这种无详尽文字作依据，无出土文物作佐证的所谓“师徒合著”说，纯粹是异想天开。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卷六》中也认为是施、罗合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高儒从内心深处就敌视《水浒传》所表彰的宋江等人，称之为“宋寇”，因此高儒之说也是拾人牙慧，以讹传讹。由于受时代的限制，王圻、田汝成、高儒这些所谓正统的文人学士，对《水浒传》所宣扬的反政府行为是持敌视态度的，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拒绝这部小说，反对《水浒传》在民间流传，因此，他们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所持的言论，大多穿凿附会，断章取义，不能作为真凭实据的立论。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水浒传》是施、罗合作的，只不过他认为这部书是二人“发愤”之作。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明确说道：“《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传其焉。”李贽关注的不是《水浒传》的作者，他所关心的是这部书的思想内容和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实愤宋事”是指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借《水浒传》批评宋王朝不用贤人，对外屈辱称臣，抒发施、罗二人失国孤臣的忠义之愤。因此，李贽对《水浒传》作者的看法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且他的施、罗二公“发愤合著”说明显是沿用前人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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