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对话罗兰·巴特
作者：藏 策
超越罗兰·巴特，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用俗话说这叫“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用学问点的词儿说，那叫“影响的焦虑”；如果再引申点后殖民理论的话，那就叫在西方中心的语境中，作为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学人大多数都在跟着西方的种种“主义”跑。而另一些则又盲目拒斥当今西方的学术“范式”，就像生活在今天不会用手机而只能靠飞鸽传书一样。
一开始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跑得比较欢的一个，生怕落伍。可渐渐地我发现，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
中国的知识界，根本就没必要跟在这些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主义”之后疲于奔命，因为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个学术平台，我们同样可以“发明”出新的理论来。这颇有几分像当今中国的汽车业，在引进了某品牌的核心技术及平台后，自己同样可以升级换代，推出新的车型来。当然，学术毕竟不同于造车，而且引进现代学术平台的重要性，也远甚于造车的技术平台，因为新的学术平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方法”，而是一整套“范式”，是全新的思想和观念。
于是我便与西方的罗兰·巴特们，展开了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一、文化病毒——“超隐喻”
就如造车业在引进技术平台后，仍需根据中国的实际路况、油品等，对数据加以调校一样，西方理论在用于汉语的学术研究时，同样需要认真地“调校”一番，因为汉语本身就不同于西语。比如，雅克·德里达有关“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就不能直接地用到汉语学术中来。因为在汉语中，“文字中心主义”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根本就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在汉语中类似西方“逻各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学者都认为是“道”。美籍学者张隆溪先生就在其专著《道与逻各斯》中，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西方文化的“逻各斯”相对照，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仍属于一种文化阐释学研究，而不是以汉语为对象的“论文字学”。这就使得解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往往成了一种无的之矢。
而我在对西方理论的“调校”中发现，汉语文化中类似于“逻格斯中心”的东西，是“超隐喻”。汉语语境中的解构主义所要消解的，不是什么“逻格斯中心”、“语音中心”，而是“超隐喻”。
超隐喻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为什么一种隐喻会变种成为文化病毒呢？这先要说说“本质论”与“修辞观”。传统学术看待问题往往是本质主义的，非好即坏，非善即恶。上世纪的“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都进行过有关传统文化的大讨论，虽时隔大半个世纪，但思路却如出一辙，都是本质主义式的——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弘扬国粹，要么批判继承……而属于现代学术“范式”的修辞观却不这么看问题。这就好比化学中的那些原子，本质主义非要在原子中分出好原子和坏原子来，而修辞观则不认为原子本身会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碳原子即可以成为钻石也可以成为毒气，不是碳原子本身好或坏的问题，而是看它处在了怎样的结构关系之中。同样，看待传统文化也要看它的结构关系，也就是修辞关系。所以我没有从中国文化的“内容”上入手，而是从其“形式”，亦即修辞方式上切入。因为在我看来，“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内容”。我发现，维系着中国千百年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就话语层面而言，其实是一种特别的修辞方式——“超隐喻”。
在“天理”与“人事”等项的“超隐喻”中，使“隐喻”不再是某种“修辞”，而是变成了不容质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
我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说：
就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表述的那样，将身/家/族/乡/国等扭结起来的，正是被神圣化了的血缘宗族关系。通过凸显“国”与“家”之间的联想关系，则更加强化了血缘宗族纽带（组合关系）。——后来“国家”、“祖国”等干脆成了一个词。在这种不断被中心化、神圣化、极权化、固定化、终极化的隐喻关系中，一些在二元对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能指”——天/国/君/父等所携带的权力，如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也就成为了某种“尊不可问”的“天理”，变得合法化、自然化了。所以，如果不能将这些潜藏在语言之中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一切文化批判都将注定无功而返。……
而对于早年的中西文化大讨论，我在书中也给出了全新的观点：
……以有关“超隐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等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
一位学者在谈到我的“超隐喻”理论时说：“‘超隐喻’这个概念，比利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我非常同意藏策说的，‘没有必要跟在各领西方风骚三五年的主义疲于奔命’。只要借用成果，搭起平台，我们的理论家会有自己的产品。”
二、给现实主义升级换代
今天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早就需要更新换代了的。在今天的西方学界，已经将现实主义看成是某种古老的神话，不再相信了。就连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姆逊也说：“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新文学中，源远流长，影响了几代作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语资源。那么，现实主义能否与当今以语言符号学为平台的新“范式”顺利“接轨”，并得以更新系统升级换代呢？我对此进行了尝试。我从文本社会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启发，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