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文坛的假面狂欢何时休矣?

作者:姜 瑛




  即将跨入21世纪门槛的那段日子,普天下喜气洋洋,围绕中国文学的憧憬也是色彩斑斓,高调频出。最鼓舞士气的,莫过于由若干所谓文界专家评选出的“新世纪中国文学‘梦之队’”,50来名精锐选手蓄势待发,似乎预示着攻克斯德哥尔摩“诺奖”碉堡指日可待。却好景不长,便有“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死了”的论调甚嚣尘上,不免令人错愕,慨叹世事风云多变。
  我最初是不以为然的,既然大家都标榜热爱咱们中国文学,又何必如此疾言厉色,有话好好说难道不会吗?渐渐的,我多少算是看明白了,“疾言厉色”者,至少说明对中国文学还很在乎,多少还是出于爱之深而言之切的朴素情感。倒是某些力挺中国文学的道貌岸然者,看上去义正词严,力挺的却多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至于他们自己的身价与尊严,真未必就那么让人高看。
  如果这个话题令人沮丧,那我就另说个“有趣”的“段子”吧。据悉,阳光卫视的品牌栏目《杨澜访谈录》最近想了个奇招,替一百年后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问题分别寄给一批“重量级”的嘉宾,希望诸位把回答整理成一篇数百字的文章,一律用“有趣的是”开头。编导表示,所有嘉宾的文章会封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相约百年后开启,成为“2007中国的译码器”,这一过程将被现场直播。一百年后?乖乖,够遥远的。如果人类还是这么豁着命地挥霍、这么加速度地耗能、这么无节制地糟蹋生态、这么水火不容地制造族群仇恨、这么满世界地搞核军备竞争,百年后的地球是啥模样,谁能说得清?有人甚至认为,一百年后,人类不可能有心情来关注一百年前的事,那时他们正在想着怎样逃离地球。但奇招毕竟是奇招。其实,嘉宾们自己也无耐性来遵守游戏规则,已经有人公开了自己的回答,比如一位周姓的哲学家是这样写的:
  有趣的是,你们会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从早到黑被关在校内外的教室里做无穷的功课。我看见学者们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在会上互选为大师,使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有了空前热闹的学术气氛。我看见出版商和媒体亲密联盟,适时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畅销书,成功地把阅读由个人的爱好转变为大众的狂欢。我看见开发商和官员紧密合作,果断地将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和老街区夷为平地,随后建造起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和高楼群。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我不得不说,我生活在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不过,我相信,对于一百年后的你们来说,凡此种种已变得不可想象。在你们的时代,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会成为生活的动力。当我在此刻对你们说话时,惟这样的展望使我感到了些微的乐趣。
  斯言不能说不精彩,就是有煞风景之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蒸一锅大白馒头,面粉、起子、筋道都挺讲究,却在不该揭锅时,被性急的人掀盖子看过一眼了,忙活出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且不去说了。就算我们都是乐观派,无须替后人担忧,估计百年后那个开启“2007中国的译码器”的场面也不会多么隆重,大致也只相当于一档智力游戏的谜底揭晓,我们的孙子的孙子们能来参加就很不简单,他们跑来听百年前古人的故作惊人之语,完全为图个乐子,谁会真当回事呢。
  言归正传。对所谓的“2007中国的译码器”,我并无多少兴趣,只是我不知道那些嘉宾里有没有文学界人士,有点儿好奇。其实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是,如果借用一下杨澜的游戏规则,瞧瞧当下时段的中国文坛,也应该不失为“有趣”。
  对于中国文坛,似乎可以这样回答:“有趣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曾语惊四座,断言中国文学是‘垃圾’,可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过,倘若稍作改动,也仅仅改动一个字,把中国文学的‘学’,换成中国文坛的‘坛’,毫无疑问,就逼近了一种事实真相。”
  文学与文坛,或者确切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坛是不难区分的两个概念,这属于常识范围,本用不着我来罗嗦。问题是,稍一疏忽,错觉也有可能发生,容易被人钻空子,中国文学就会很无辜,不知不觉地替中国文坛背了黑锅,这很不公平。关于文学与文坛的区别,我有个很简单的划分:文学的家族成员,通常是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和翻译等,属于“文本系列”;文坛的家族成员,则是由五花八门的文学从业者构成,属于“人本系列”。由此,从属关系产生了。既然人是无所不能的“万物之灵长”,既然人都能够胜天,“文本系列”就更不在话下。“文本系列”臣服于“人本系列”,天经地义,无话可讲。至于文坛的“人本系列”,应该是以文学创作者为主,还是以文坛从业者为主,这很有讲究,也大致决定了文坛的基本走向。
  文坛的意义,至少对于咱们中国可是非同小可的。文坛既然是个“坛”,盟主、盟员就少不了,帮派、随从也少不了,诸如登坛拜将,聚首点兵,命名封号,排行座次,誓师剪彩,挂牌揭幕,提拔任免,奖优罚劣,理应无微不至,面面俱到,哪一项都不能省。
  最近我读《王蒙自传》,不由得感触颇深。历经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王蒙,已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胆识的王蒙,应该更有资格也更有责任对文坛“说三道四”:“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旅差、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同时,作协机关也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多少人在这里获功名,得升迁,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员的待遇,不但有科级处级,而且有局级正副部级。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这个协会可能今天掌握在这几个同志手里,明天又是另外的同志,可能与某些作家特别亲近而与另外一些作家疏远。……负责文学的作协的存在,会成为吸引众位作家更加关注地位的升降、权力与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关注文学的根由。”可谓语重心长,良药苦口,我忽然对王蒙多了一些理解和敬重。
  有人说,上世纪初“上帝死了”,还有人说,本世纪初“文学死了”。我进一步设想,假如都是“死了”,结果会怎样?“上帝”之“死”,换来的是“人”的解放,“文学”之“死”又换来什么?难道就是中国文坛这种非文学的假面狂欢吗?时下,呼朋引类、呼风唤雨的伪文学、非文学、秀文学、玩文学成了最大赢家。怀敬畏之心对待文学的人,已不合时宜,“文学叶公”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各种名目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创作基地、文学馆如雨后菌类不断繁殖,越来越多的人跟着起哄架秧子,文坛也被成功地打造成“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闹剧舞台。只要能夺人眼球吸引看客,闹剧也是剧,“皇帝的新衣”也是剧。文坛需要忽悠,需要作秀,需要造势,需要碰头彩,需要花拳绣腿,需要旁门左道,需要“政绩工程”,需要“惊骇俗世”……明明面子活儿,明明过眼烟云,明明纸糊的灯笼草扎的船,明明“驴粪蛋表层光,里面一包糠”,若能邀功领赏,名利双收,也在所不惜,决不彷徨。
  欲望的时代只能产生欲望的文坛。这里可以没有辛勤笔耕的小说家,可以没有忧患家园的诗人,可以没有追问存在的学者,却不能没有形形色色的文坛能人。他们经多年历练,早已身手不凡。文坛的繁华与文学的繁荣本不是一回事,他们却可以移花接木,怪招迭出,硬把文坛与文学的区别抹平,在繁华与繁荣之间划上耀眼的等号,且堂而皇之,轻车熟路。如果说能人们对文学从无兴趣,恐也不是事实。级别和头衔先放在一边,有些人确实与文学创作若即若离过,与“作家梦”千丝万缕过。他们不少曾是文学票友,出于各自原因,也多少写过些东西,如今激流勇退,金盆洗手,除了对文学写作难有作为,其余的皆不在话下,日子也越来越体面。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折腾的水平大大超过了写作的水平。他们明白,若在文坛吃得开,场面上的造势能力必须要强于案前的写作能力。君若不信,稍留意一下就可知,时下在各种喧哗的场面中如鱼得水者,没几个是正儿八经写作品的人。以至于热闹的文坛日趋热闹,寂寞的文学日渐寂寞,这种离奇的“马太效应”,已经成了中国文坛之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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