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盛暑短语两题
作者：何满子
今夏酷热，上海尤甚。传媒据气象台报告称，为自有气象纪录以来所罕见。这日子实在难熬。加以上了点年纪，平时本已精力衰疲，什么也提不起劲，值此溽暑，终日孵在空调房里，更觉昏昏欲睡，别说作文，连朋友来信都懒得回复。只是精力虽然疲钝，但半睡状态的脑子有时仍东想西想。所想的问题大抵没有结论，也构不成系统，做成篇的文章是不行的，故只能记下这些思索作为片言短语，不知是否可拟之于庄周夫子所说的“小言詹詹”?
国民性和振兴“国学”
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其自具特征的国民性，这里所说的当然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国民性”，换言之，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
中国的国民性是由几千年王朝统治所崇奉的儒家伦理学说为核心，并辅以各种统治手段所塑控而成的。孔孟儒家学说中未始没有修身齐家的嘉谟良规，比如，父慈子孝就是千古不磨的人性的本然之表述——当然，这也只有相对的意义，难道父亲是以搞假冒伪劣为业的，儿子也必须“三年无改于父母之道”么?
孔孟儒学还经过了历代学者的篡改和扭曲，窃以为历史上最大的两次篡改是汉代的董仲舒和宋朝的程朱理学。孔儒学说不论其有多少糟粕，但有一点十分可贵，孔子只谈社会现实，虚无飘渺的不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也。董仲舒却硬把“天人感应”之说塞进儒家学说，而且此说一直绵延到后世数千年，以至直到上世纪，还可以将人祸诿责于“天灾”。孔子是不言“性与天道”的，正如《论语·公冶长》所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程朱道学家却剽窃佛家禅宗之旨，大谈天人性命、明心见性之学，大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头等空话，“存天理，去人欲”等所谓“克己居敬”(《朱子文集，程氏遗书后序》)之类连议论者自己也做不到的好听话。凡道学家，从创始人到后世的徒众，没有一个不是伪君子。程朱等剽窃佛家禅宗的论旨来阐释儒家经典，本身就违背了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的教训，当时就被许多有识者目为“伪学”。不料这“伪学”很合于后世统治者的需要，明清两代大行其时，他们编辑注释的《四书》被定为国定教科书，科举考试出题范围不能逾此，俨然成了儒学正宗。长期熏陶中国士子并通过各种渠道塑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历史变化而形成的儒学久已不是孔孟思想的原貌，“五四”先贤志在改造中国文化——国民性所提出的“打倒孔家店”那个“孔家店”，其实只是以孔子为名誉董事长的充斥伪劣产品的铺子，连孔子有限的那点符合永恒人性的精华部分也已改造得面目全非，剩下的“精华”就是老百姓必须安分驯服的奴隶主义和为主子帮忙帮闲的奴才主义。
儒学或儒教(现在正在仿“佛藏”、“道藏”而编制“儒藏”，似乎更想使儒学宗教化了)便是几千年专制统治者驯服人民的“软实力”。这“软实力”也真厉害。因为历来多数仕子都是吃儒学饭的，于是“五四”前贤一喊“打倒孔家店”，就立即遭到卫道者们的抗击。有名的先是林纾、章士钊辈的鼓噪，此后因国内外政治风云和抗日战争而争议淡出；但“二战”以后，海外的所谓“新儒学”家又拾起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国内的响应。海外“新儒学派”中，平情而论，确也有若干饱学之士，但他们身处异邦，手头又缺少办别的事业的头寸，说得刻薄点，也只有卖中国古董以自售，把儒学吹成是兴国(曾以“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为例，但上世纪末亚洲经济危机以后，就无颜再提了)平天下的法宝。国内也有学者应和，兴起了一阵阵有气无力的“振兴国学热”。大抵是因为碰上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钞票拜物教盛行，充斥市场的快餐文化火爆，没有激起较多人的关注，只是印了一批大型丛书，算是看得见的成效。
“国学”来点有限度的“振兴”也不算坏事，人是不能离开传统的，你不管传统，传统要影响你，让国人知道点传统的文化内容是有利的。但振兴国学之道，恐怕也只能如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即研究、整理而使之系统化，更重要的是辨别其精华和糟粕。这是少数专家的事业，而不是叫人从儿童起就读古奥的经书。如是以旧时的启蒙读物来启今日青少年之蒙。这种逆时流的倒退是利弊显然，无待论说的。至于自己还没有读懂，就来说书艺人似地向大众夸夸其谈地乱讲乱解，那就更自郐以下了。
说“以人为本”
近期常从媒体得悉，人物们经常宣称“以人为本”一语。“以人为本”倘用理论概念表述，就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一样，都是西文humanisme的对译。这一概念是由反对中世纪神权和封建君主统治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而成为普世奉行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的。
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这一概念解说起来很费词，但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其基本精神，就是否定神，肯定人；否定专制特权，肯定人权。否定了神，人才能站直身躯，正确地面对自然，于是有科学的日益繁荣；否定了专制特权，才有民主的发扬。科学与民主是由人本主义催生的。此所以“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提出欢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光临中国的口号。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大约十年以前，在杭州一次会议中于光远先生的一番说话。那时，鬼打架的“法轮功”猖狂，不但有大批愚众被惑，连不少分明是“有识之士”也被欺骗得晕头转向。我们几个人在闲谈中提起这种怪现象，于老以谑语感叹道：“虽然从‘五四’运动就提出了中国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大概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太严，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没有报进户口，在中国落籍，这才有荒诞迷信的法轮功大面积肆虐的怪现象。”
我当时笑而信服于老的这番话，事后却发觉于老还没有谈到根本之点。民主与科学是由人本主义催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于老太(人本主义)的儿子。“五四”运动只谈德、赛两位而很少宣扬人本主义，只有鲁迅孤军独战地呐喊着“改造国民性”，将“沙聚之国”改造成“人国”。当时和后来的权力者都很少关注对权力者很棘手的人权问题。实用性的“科技”(不是科学精神)是要的，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但民主、法治却顶多只是嘴上文章。只要想想，1954年刚通过人大表决的宪法，次年，即1955年发生了胡风冤案；至于“文革”大乱时期，则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遭了殃；便可知现实是一种什么格局，无庸费词了。
这回听到了“以人为本”的宣扬，以此作为治国施政的方针，确实令人悦耳而欣慰。知道上面已经关注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这个重要原则了，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但提倡和实践不是同一概念，特别是在非物质的精神领域，实践起来更难。切盼这原则能“落到实处”，全国人民必将额首称庆。不胜翘首企盼之至。
2007年8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