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天空的明月永放光芒
作者：赵大民
文化气质和学养，常被看作知识分子（古代叫文人）独有的魅力。其实，并不是一切文化人都具有这种魅力，也不是二者一定成正比，即学问越大，气质越高。气质，风度，更多地来自一个人的心灵，来自潜藏在灵魂深处的一种悟性。李叔同的人格魅力和形象亲和力基本上属于这一种，来自于他的秉赋。所以它是学不来，也装不像的。
现代人有人把“文化”挂在嘴上，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甚至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似乎学而有素。究其实，只不过表面功夫。有的人把“文化”写在脸上，谦恭和蔼，笑容可掬，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总是敬老尊贤、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可是一转脸换一种场合，则完全是另一副面孔。这是典型的官场文化，功利文化。
而李叔同的文化气质，则是溶汇在他的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他从不矫饰自己，装模做样。无论是居公子，做学生，任教师，当和尚，都带着他自己那一份真诚、善良的本色，带着他独有的灵气，清气和骨气。
请看，在丰子恺眼里，他是——
“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历’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见《怀李叔同先生》）
在叶圣陶的眼里，他是——
“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里眸子放出晶莹的光。……法师坐下来之后，便悠然地数着手里的念珠，……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见《两法师》）
在钱君匋的眼里，他是——
“我抬头一看，一位和尚站在办公室门口，门正好成了框子，把他嵌在中间。他高约一米七，穿着宽松的海青，因为面形清瘦，神情持重，虽然在微笑，却有一种自然的威仪，把身体也衬托得很高很高，目光清澈，那是净化后的清水澄潭，一眼到底，毫无矫饰。”（见《忆弘一大师》）
再看另一位同学朱文叔眼里的李叔同——
“我对于先生的观感只有一个字——清。人是清癯的，身材适中，因为清癯的缘故，所以显得高，……目光是清湛的，无丝毫垢滓，更不含丝毫嗔怒意，……语音是清越的，无论在上课时，在日常相见时，他的说话总是那么轻缓……至于容止气度，真是一清如水。惟其清，所以洁净，澄澄澈澈，远离一切污染，身上布衣一袭，净无尘垢……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觉得有一派清气，浸润着你，涵濡着你，使你自惭形秽，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复存于心。”（见《忆李叔同先生——弘一大师》）
我们从以上四位同时代人的笔下，具体而真切地看到了李叔同僧俗两异而又本性统一的精神面貌，活脱脱地画出了他“半是佛觉半儒身”的真实肖像。
我们说李叔同“由儒入释”，是借用他1940年在泉州弘法，当地人士请其题《李贽像赞》，师为题一偈：《李卓吾先生像赞》：“由儒入释，悟彻禅机，清源毓秀。千古崔巍。”这四句话固与李贽一生行谊相符，但仔细品味，如果用在大师自己的身上，更是天衣无缝、无比贴切。李叔同出家前是一位大儒，大诗人，大艺术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出家后他就成了一位大和尚，大法师，大德高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他在出家前曾亲手毁掉了艺术家的李叔同，曾折笔藏印，分遗藏书。并于剃染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其持律之严，人所共睹。为什么到了晚年，却一反固常，不但于讲经弘法时多引儒家故实、警句，而且亲编儒家《格言别录》101条，在《改过实验谈》中开宗明义便说：“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固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法者之一助焉。”同时期（1934年），大师给俗侄李晋章致函曾约其购《昨非录》一书，信中说：“四十年前津人喜白摺小楷，恒用《昨非录》，系翰林分写小楷石印精本，共二册，其文字皆嘉言懿行，颇可流传”。等等。
举凡这些对儒学的格言、家训、诗文摘句，在《晚晴老人讲演录》中所辑尚多，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人怀疑是不是学术探讨的悖论，千思万索最后又回到思维的元点。其实，从文化深层考虑，这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复归，也不是李叔同的“恋儒情结”，而是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碰撞的结果。因为这时的弘一大师已在佛门修持多年，道岸弥高，虽然那些格言联语，从字面看还是原来的词语，但在大师的眼里，却有了另外的含义，它已不是原来儒学启蒙时期带有极大功利性的教条，而是用来启蒙佛童修道正身带有普适性的教材了。关于这一点，从大师1937年3月28日，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所作讲演中的一段话可以得到证明。他说：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讲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只会写字，其他学问一点也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不过，出家人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以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做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他下面还讲到写字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佛教徒必须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就会很珍贵，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佛法没有研究，便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他的字也是很不足道的，即便“人以字传”，那也是很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从以上“谈玄说妙”和“论写字方法”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大师晚年“以释观儒”的文化心态。从儒家经典到佛门经卷，他无不谙熟于心。口诵心维，躬行实践。他既是大儒（指出家前），又是大佛，这两重身份就使他与历史上的大居士苏东坡（晚年也耽于佛），同时代人马一浮等区别了开来，也与“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的梁启超区别开来，甚至也与“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苏曼殊区别开来。大师僧腊24年，共8760个日夜，去无定向，居无定所，行不须代步，食不过中午，菜不过二色，粥不过一碗。持律如此谨严，弘法如此勤奋。砥砺后学，谆谆善诱，以戒为师，广纳善缘。以身教代言教，这比那些宦途失意，晚岁耽佛，以儒身说佛事，以在家说出家的隔岸观火者，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是现身说法，一个是镜中看花。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古今写情诗者，欠类繁多，常见名篇就有《孔雀东南飞》、《长恨歌》、《双鸩篇》等数十首，读来虽也能令人荡气回肠，唏嘘不已。但他们都不像陆游的《钗头凤》那样直逼胸臆、沁人肺腑。其道理就在于前者是诗人写别人，以自己的笔，写他人的情，终究隔着一层。而后者则是诗人写自己，写自己亲身经历、刻骨铭心的伤心恨事，所以一唱绝尘，成为千古绝响。弘一大师晚年以释观儒，游刃于儒释两道之间，又不丝毫混淆两者的界限，这于儒于释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他的《晚晴集》和《格言别录》诸篇，都是他晚年给后世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
(二)
李叔同天资颖慧，青少年时代又受到极良好的儒学教育。从蒙学全书中的《三百千》到《古今贤文》、《幼学琼林》；从《格言联璧》、《千家诗》到《史记》、《文选》。不但涉猎广泛，而且转益多师，广纳博采，儒学的底子打得十分坚实、深厚。人称其为“浊世佳公子”，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儒雅风度、道德情操的一般。但他生活的时代已是儒家的末世，西风东渐，一些西方的新知识、新理念，通过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很快翻译介绍到中国，就像是一座紧闭的深宅大院，忽然吹来了一股清风。李叔同敏感的神经很快嗅到了这股新气息。他先是赞成变法维新——“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接着，到上海南洋公学接受“新学”教育；旋又去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艺术。在上海的七年和在日本的六年，是他求学的黄金时代，使他的知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但有东方儒学的深厚文脉，也有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他以学贯中西新派教育家的姿态执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的又是美术和音乐，实现了他“以美淑世，以善育人”的理想，大有一展怀抱之势。所以这时的李叔同特别注重自己的道德和人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注重自己为人师表的形象。在这方面，他的好友夏丐尊有这样一段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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