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写爱情的尴尬（外一则）
作者：邓 刚
一个同学猛然站起来，却幽默地说，我们的切身利益就是爱情，请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倘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活着，请问，贾能与谁结婚？
我立即回答，还是曹雪芹安排的那样。
那个同学笑起来，这不是说历史在原地踏步吗？
我认定，社会无论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人的性格也永远坚如磐石般地表现其软硬优劣。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大观园，个性强烈的人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显示他的锐气，同时也会带来他的不幸。把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会成为争取解放的革命女性；放到五十年代，她八成会打成右派；六十年代能戴着红袖标造反。放到今天，在经济大潮面前也会横眉孤傲，视金钱如粪土；即使是耐不住寂寞下海做生意，肯定赔得一塌糊涂……贾宝玉更完蛋，压根就没有点男子汉的气质，混得好一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不好干脆就扣上流氓习气坏分子的帽子。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绝对考不上大学本科，勉强弄个大专文凭，也得靠贾母走后门给教委领导行贿送礼。薛宝钗则无论活在什么时代，走到哪个单位，也是群众拥护，领导赏识，能升科长能升处长能升局长；能挪用公款开公司吃大盘子坐奔驰住别墅并不犯错误，而且婚姻美满；即使是她到文人相轻的文联来当主席，也照样四平八稳连年先进。也就是说，倘若曹雪芹活到今天重新写小说，愤世嫉俗的林黛玉依然可敬也可怜，曲高和寡难寻知音；优柔寡断的贾宝玉照样可爱但可恨，这家伙就是倒霉落魄一百辈子也得再倒霉落魄一百辈子。社会形成的爱情标准永远有悖于个性强烈的青年男女，林黛玉的个性和脾气导致她在大观园里独立寒秋的人际关系及悲悲切切的爱情波折。你无论怎样拔高，怎样夸张，怎样浪漫，怎样超现代，也无可奈何。
理论家们经常板着面孔做深沉状，要作家们深刻深遂深层次，这令当代年轻人甚感滑稽。我突然悲哀地觉得，我竟然也认同了这种滑稽。细细琢磨一下，在人生的本质上，我们祖先早比我们看得明白多了。我们再努力也不会跳出孔子、老子，康德、诸葛亮、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李白、胡适和鲁迅等大师们给我们留下的思想成果。尽管我们喋喋不休地深刻了若干年，但回过头来看看大师们的足迹，除了艺术形式的变化和故事内容的新鲜，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依然是“照葫芦画瓢”。鲁迅先生为什么今天还这样响亮，就是他讽刺挖苦的几乎就是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你完全可以找到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鲁迅笔下的阿Ｑ和孔已己，还能找出我们前面说过的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甚至还可以找到曹操、张飞、唐僧和猪八戒的影子。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作家，都不会在人生的本质上含糊，他们之间魅力各异主要是各自的艺术特色，各自描绘的生活场景的色彩。文学的发展充其量是艺术形式和生活场景的变化，是不可改变的人类本质面对千变万化的经济生活所表现出的不重样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而已。
再回到爱情这个题材来说。我个人认为，爱情的本质是生理决定的，爱情的形式是经济决定的。从乱交到群婚到一妻多夫到一夫多妻到一夫一妻，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倘若有谁大胆地说一句，将来或许出来个多夫多妻制，也不能就武断地说这是信口胡言。新郎新娘无论是骑马骑驴入洞房，或乘轿车飞机度蜜月，但爱的自私爱的热烈爱的真诚爱的痛苦爱的甜蜜都将不会改变。
正因为人生喜怒哀乐的本质不变，才迫使我们作家发了疯一样地寻找更新更奇乃至更怪的表现方式。不能重复过去几乎就是虐待作家们的皮鞭，把他们抽打得简直就要胡说八道胡编乱造。当然，我们不会复制上一个时代，也不会有一本小说重复。即使是再能克隆出一个曹雪芹，他也只能是穿着牛仔服坐在电脑前抽着雪茄构思，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再写出《红楼梦》，但他可能写出《洋楼梦》；即使是能再克隆出一个年轻的王蒙，新的一模一样的王蒙也不会再写出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但他可能写出《夜总会新来的年轻人》。
依此类推地思索下去，我额头越来越冒汗了，在人生的本质上，我们所谓的创作，不就是老驴推磨，原地转圈吗？望着墙上的钟表，我更有点哑然失笑，表针永远在12个数字中重复旋转，然而，时间却在飞速向前……
也说知识分子
小时候，我最瞧不起的就是知识分子。因为只要看到身体虚弱，面色苍白，戴着个厚玻璃眼镜，却经常撞到电杆上的人，大家都笑他是知识分子。倘若有谁说话絮絮叨叨，问他一句，他回答一大堆话最终也没回答清楚；倘若有谁分不清白菜菠菜，把麦苗当青草；倘若有谁将裤子穿反了，袜子穿差色了；倘若有谁守着一袋子白米不会做饭，饿得买饼干啃，大家都笑他是知识分子。我在工厂里做工时，上面经常送来一个又一个要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呆头呆脑，吵起架来像读课文，撒起谎来得提前打草稿。而且生活能力极差，衣服纽子掉了不会缝，只好用铁丝绑着，头发梳得一根是一根的铮亮，却连手绢都洗不干净。最倒霉的是这些“臭老九”找不到老婆，而最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的老婆，一个比一个丑，大多是脾气暴躁的“母老虎”。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竟能逆来顺受，活得窝囊而令人可怜。有一个据说是挺高级的教授，有一天竟然被老婆打了个“乌眼青”，原来他老婆要他到商店买个“耗夹子”（那个倒霉的年头，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老鼠却活得兴旺，所以商店里堆满了打老鼠的铁夹子），但他竟然空手而归。细问缘由，才知他瞪着高度近视眼，操着标准的语法，问售货员有没有“捕鼠器”，在那个大老粗掌天下的年代，谁听得懂这么标准的词儿！
最贬低知识分子的，是师傅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荤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千篇一律地是嘲弄知识分子的性无能。例如，有两个知识分子男女结婚多年，总也生不出孩子，最后到医院看医生，医生发现女知识分子竟然是处女……问题是这些傻瓜们却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关不住自己的嘴巴，要讲点这样那样的见解，于是就更倒霉万分了。后来的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中，这些傻瓜们也一个接一个的飞蛾扑火，吃一百粒豆子不知豆腥气。老师傅们有时恨铁不成钢地叹着气说，书呆子脑袋不会转弯呀，活该倒霉！
在我的印象里，知识分子是生活的弱者和小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汉，是呆头呆脑，胡乱认真的倒霉蛋。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知识分子四个字前面要是不加“革命”两字来修饰，那就是贬义词。
后来我写小说，人家竟然就称我为知识分子，这使我心下暗笑。我想，我要真成了知识分子，那可就完蛋了。但同时我也惴惴不安，因为我就是左手托着大辞典，右手握着派克笔，也没半点知识分子的样子。我怎么会成为窝窝囊囊的知识分子呢，我头脑灵光着哪，审时度势，见机行事，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什么时候该微笑或严肃，什么时候该站在前面或后面，什么时候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决不会有错；我动作干练，目光炯炯，无论是行走还是驾车，管他什么人行横道双黄线，我能斜穿就斜穿，能超越就超越，但只要有警察影子，我立即就规范就标准，就是守法的模范。到市场和小贩子“砍价”，
绝对是高手，我表情生动，妙语连珠，或吹胡子瞪眼假装火人，或拍肩拉手以情融化；关键时抬腿就走，再偷眼回望小贩子动静。为了块儿八角钱的得失，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到公安局挂职时，我更是厉害，穿一身威风凛凛的警装，佩带金光闪闪的帽徽肩章，在一些场合下摆出英武的形象闪亮登场，侦察员们都喊我是将军；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我更有一套，既会拍案怒吼，又会油腔滑调，弄得那些坏蛋昏头昏脑，甚至把我当做黑社会老大。我为此很有些自鸣得意。有一次到大学讲座，台下一个大学生说你不像作家，我说我就不戴眼镜，我就不白净瘦弱，我就健壮如牛，我就是作家，气死你！同学们大笑并鼓掌。在笑声和掌声中，我却忿忿然，为什么大家都认定作家必须像个知识分子呢！
其实我早就兴奋地发现，在作家队伍中，有不少比我还厉害的好汉。他们的脑袋更灵光，该说的时候真是会说，说得妙语连珠；该笑的时候真是会笑，笑得灿烂如花；而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风云无论怎样变幻，他们都能刀枪不入。正因为有了这些高手的衬托，才使我觉得我其实是个有点文质彬彬的作家呢。
然而，我渐渐对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疑惑不解，我不知道外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我们这样窝囊形象，有一次与国外作家接触时，我曾问过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由于我不懂外语，也由于翻译不太灵，最终使我含含糊糊地觉得，人家眼中的知识分子，好像是生活中的强者。我为此找到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生活中的强者，否则真是对不住“知识”两个字。我认定自己是驾驭生活的强者，为此，我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听人家呼我为作家了。
可不知为什么，我陡然地有点思恋那些傻瓜式的知识分子了。那种不该说什么时偏要傻乎乎地说，那种明明是吃亏却偏要往火坑里跳；那种瞎牛撞墙似的偏执和固执，飞蛾扑火式的笨蛋；那种谁也不把你当回事儿，却自认自己是为真理而斗争……我之所以能思恋，是因为在我的周围，越来越难寻找到这些可爱可笑的傻瓜影子。谢天谢地，这点可怜的思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半个多世纪的教训，令我不敢天真，我甚至希望所有的作家都是精明灵透，化险为夷的高手。也许，这就是当今真正的知识分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