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文学何时告别丑陋？
作者：毛志成
坦率地说，在告别丑陋的事上，千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动作晚些，而西方自文艺复兴时起就开始迈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两部名著《十日谈》和《唐·吉诃德》，前者重在抖落“教士”的丑，后者重在戏弄“骑士”的陋。在这样的事上，中国文学对丑和陋的击刺往往乏力些，而对丑和陋的推崇则颇有年头。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和中国的古典小说之一《金瓶梅》，两者虽然主要的内容都与“淫”有关，但仍有丑陋与否之别。《十日谈》似乎并不丑陋，这是因为：一，它主要攻击的、戏耍的是中世纪封建堡垒之一的教会，和其中的威风人物教士（与《唐·吉诃德》中的封建骑士异派同宗），作品隐含着极强的人性苏醒和文明启蒙意味；二，《十日谈》中涉及的性活动，虽然大都围绕着肉体本身和肉体行为展开，但那些肉体活动无非是肉体活动而已，没有男人对女人的强暴感和压迫感、要挟感，也不直通通地奔向秽境。而《金瓶梅》则不同了，秽事、秽行、秽态的比例超重，简直是对丑的大演示、大推销。
但是，要公正地评论《金瓶梅》，我只能认为它丑而不陋。《金瓶梅》的文化优势是不容否定的，这是因为它至少做到了两“通”：一，通世；二，通文。它涉及社会成员的类别颇多，如官、绅、士、商以及医、卜杂业等等，都知之甚熟，写得很像。在语言使用上，俗雅兼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红楼梦》更早地成了俗语民言的先河。故而可以称其“不陋”。不过，作品内容虽不陋但却丑，包括丑恶。
中国文学史上，丑陋的根从未斩断过，绵延甚久。这一点我们还不妨举举相反的西方例子。与《十日谈》共为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唐·吉诃德》，作品中的唐·吉诃德不是教士而是骑士，此人虽不丑（即不丑恶、不凶恶）但却很“陋”，包括愚蠢、迂腐、无智、无才、缺乏正常的人性等等。当然，他也没有真正达标的文化水准。好在《唐·吉诃德》对那样的迂骑士或伪骑士是取嘲弄、鞭笞态度的，意思之一就在于“斥陋”。就这一点而论，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也包括现当代文学史）上，丑和陋的两条根似乎较顽固些。有时对丑则喜欢些，有时则对陋美化些。
当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谈到某些作家即使写“革命者”时，也习惯于把革命人物（也可誉称为“革命教士”或“革命骑士”）写成“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总之误认为正经人不能当革命者，好像要想当革命者必须用一点流氓习性添彩；或是要当革命者就应当天天喊“杀！杀！杀！”，将辱骂或恐吓当成战斗。这都是丑陋。
必须承认，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之后，随之涌现了一批重视“反丑惩恶”（主要是痛击“为富不仁者”）的作品，且又对“陋”（如艺术性低劣以及语言僵死或恋洋之意过甚等等）做了可喜的改观。可惜，离彻底告别丑和陋还有距离。特别是再后来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将人整人的丑行恶举予以合法化、流行化，将文盲式的种种陋习予以神圣化、时尚化。又特别是到了“笔和棍棒兼施”、“大话与野话并用”的那“十年”，中国以“文化”为标号的大丑大陋之风近于走进了“盛世”。
有一点丑陋的行为，使用一点丑陋的文字，本也没什么可怕。若是将丑陋予以封赏，并使之成为世风、文风，这个民族很可能是劣质的，陷在灾殃中仍要自我感觉良好。须知：这是极端性的丑陋。
这样的或丑或陋之风，有时甚而推广到儿童和儿童文学身上。记得当年连儿歌中也有这样的话：“贼心不死的老地主，又臭又烂的资本家。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乱说乱动不听话，革命小将一发火，定把你们的脑袋砸开花！”另如：“拿起笔，做刀枪，阶级敌人一扫光！只要他们敢反抗，立刻让他见阎王！”小小年纪什么都不懂，连蜜蜂、马蜂都分不清，居然知道“阶级敌人”这样的词儿，居然喊着要将他人的脑袋“砸开花”、“见阎王”。这样的语言若是付之于行动，就是丑恶（包括凶恶）；这样的语言即使仅仅是语言，也是十足的粗陋之言。和古代儿童、少年中的才子诗文相比，简直就算不得同一人种！儿童如此，那些被“允许出现”且又捞得“红秀才”之名的“作家”、“学者”中，非丑即陋、非陋即丑的其人其文似也不在少数。有的用媚时媚势去争功，有的用装文盲或真文盲捞名，总之都陶醉在丑陋中。
丑陋首先不是一种外在行为，而是一种精神品质。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中国文人的德智素质仍不达标的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或误读为：只有经济利益是“一神教”的教主！别的“神”（包括精神）都是经济之神的愚忠打手或艳妆女奴！不丑不陋是很难的。
在一段时间中，中国文学界曾有过“雅文学”与“俗文学”（亦称“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争论，后来则有“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对垒，近时又出现了“学者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争荣。粗看上去，这都应是有价值的。中国有个词儿叫“雅俗共赏”，这个词儿也理应是褒义词，真正体现出了儒雅和对民俗的真正圆熟，且又真正通文（包括通于文化上的真学识或民生中的真现状），都是可敬的。但文化、艺术一经涉及了“卖”，无论是卖雅还是卖俗（也包括卖乖、卖俏或卖傻、卖野等等），就不那么可爱了。更何况雅得俗气冲天，俗得装雅，雅得发酸，总之都会令人掩鼻，这就很难不丑不陋了。若是弄文弄艺的人，不明白自己首先是正常而平常的人，理应朴实地以文人、学人、艺人自居，非要将自己拔高为贵族、名流、精英、奇士，就尤其显得丑陋了。这样的人，在形象上反倒很像《十日谈》中所嘲讽和鄙视的教士，很像《唐·吉诃德》中所捉弄和可怜的骑士。
平民身上有一点丑陋意味，如小农意味、小市民意味、小人意味，且又是个文盲、半文盲，尚可谅解。若是以学者、作家、诗人、演艺明星自居的人，身上没有一点正士之气而最多的是小市民气，且又在学问上虚而伪，在文采上奢而浮，在艺风艺态上俗而鄙，这可真是专靠丑陋来卖座挣钱了。
《三字经》中有云：“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性”者，心理也；“习”者，行为也。“教”者，对客观世界中的恶性因素进行主动而有效的匡正和改善之谓也。担负“教”的主要职能者中，其一便是文教。而其中的“文”，主要指文化，又侧重于指文学。若是文学迎合丑陋、经销丑陋、争抢丑陋，万事的美妙希望还会有么？
古今中国文学的优质因素中，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对丑对陋的沙汰取向。单是汉字的字形字意本身，就体现出高于其它民族的特殊“重文”特征。无论是逼人拜文、学文还是诱人去恋文、舞文、赏文，都具有去拙抑陋意味。至于学了文、用了文（包括舞了文）之后干些什么，目的如何，就因人而异了。中国文人中有三种“子”即君子、夫子、才子，分别指德者、儒者、智者。世上确有三者兼备的人，但在纯粹的文学界中为数不会很多。有的通身君子气、兼呆气，有的通身夫子气兼迂气，虽然不丑便未必不陋。“陋”者，无鲜活的学识和文采之谓也。有的人是才子，但仅仅是才子而已，此外既缺乏君子的正义品性又少有夫子式的硬实读功，只凭“脑袋瓜儿灵活”，只信奉“随心所欲主义”，而且他的“心”又大多不干不净，一不留神就滑向了“邪”，由“露才扬己”很容易滑向“媚势凌人、倚势伤人”（又尤其喜欢去伤君子），这样的才子虽然未必陋但却一定丑。
古今中国的优质文学中虽然大都有反丑陋的因素，但丑陋的根却始终没除尽，始终在暗中伸展。何以如此？这就要看看古今中国文明的演变史。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文明从属于农业文明，或称小农文明，后来才渐渐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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