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思想库里的散文花
作者：桑逢康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它的前身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我们国家最高最具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外国人把社科院称之为“精英群集”的“中国的思想库”。是的，这里是出“思想”的，许多重要的极富创见的学说、观点、建议、主张、方案都由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提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事学术研究是专家学者们的主业，不过在潜心研究之际，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写诗，写散文，甚至写小说。这显示了学者们多才多艺的一面，而且，正由于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坚实，所以偶有所作，其诗词必臻绝唱，散文则堪称精品，字里行间透露出大师的品格，大家的风范。他们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和近年来文坛上某些自封“大师”而又经常犯常识性低级错误者迥然不同，至于时下一些卖弄小聪明、插科打诨、以痞为荣的作匠们更是完全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因为——正如书前陈奎元院长题词所说：“老树有余韵，别花无此姿”。
本书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它不是出自一般的文人，而是出自大家之手，换句话说不是出自一般的文坊作匠，而是大学问家、大文化人，即通常所说的学术大家。
其中，如郭沫若、郑振铎、俞平伯、何其芳、沈从文、唐弢、吴伯萧的名篇佳作，在现代散文史上都是要用专门的章节来讲述的，有的并作为范文被选入大中学校的教材。季羡林的散文作品近年来拥有众多的读者，犹如迟开的花朵芳香四溢。
自古文史不分家，本书开首第一篇便是陈垣老先生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作者史籍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再配以“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的生动描绘，令人读后顿觉“余香满口”。书中你还可以读到许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佳作，如夏鼐的《马其顿皇陵宝物重现人间——希腊访古记》等等，胸中如无历史与考古学识的深厚积淀，是写不出这样学术蕴涵丰富的文章的，同样如果不具备驾驭文字的高超才能，也不会写得如此文采飞扬。王伯祥的《重购〈古今图书集成〉记》亦文亦史，老先生双目失明之后犹口授成篇《旧学辨》，“积厚流光”，见解深刻，其精神更是感人。后起之秀的林非，本来是专事现代散文研究的，但他写的《浩气长存》，说是一篇史学论文也不为过。总之，文史结合，相得益彰，可以说是书中这一类散文共同的特色。
既然是学术大师，自然都会有鸿篇巨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涉足于散文小品。与一般人不同，或者说超越于一般人的，是他们别具慧眼，能小中见大，从一个小小的事物出发，挖掘出深奥的关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管锥篇》的作者钱钟书，是贯通中外古今的大学者，向以博闻强识而受到世人的仰慕。书中收录了他的一则小品《窗》，全文仅两千余字，却从孟子、陶渊明、刘熙到缪塞、凯罗、爱戈门、德昆西、梅特林克，多方面多角度地阐述了“门”和“窗”的不同，尤其是“窗”在人生不同境遇下的特殊意义，情趣盎然而又充满了睿智，是典型的钱氏之作。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写有一篇《窗帘》，和钱钟书一样文中也引用了刘熙《释名》里的几句话（“窗，聪也，由内窥外，为聪明也。”），和凯罗《晚歌》里的两句诗（“双瞳为小窗，佳景收历历”）。不过和钱文不同，于文主要是根据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的升降起伏，说明“窗子是我不出房门观察世界惟一的通道”，因此“我不愿因窗帘而加深”与大自然（应当说也包括社会）的“隔膜”。把这两篇小品对照起来阅读，就能体会到两位学术大家的不同的感悟。世间惟有不同，惟有差别，才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生。
冯至、罗大冈都是翻译大家，他们的散文具有学贯中西的特点和优势。《决断》一文可以说把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你看诗人兼翻译家的冯至先生在做出人生的重大“决断”时，中外贤人屈原、王羲之、陶渊明、莎士比亚、歌德、米勒是怎样地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啊！罗大冈则从浙江绍兴的鉴湖走到了法国首都巴黎，这位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在蒙巴尔拿斯墓园的微风中凭吊波特莱（旧译波德莱尔）和萨特时，他的心中分明有一颗火热的跳动着的剑湖之魂：那是王充、陆游的魂魄，是“鉴湖女侠”秋瑾、“硬骨头”鲁迅的魂魄（见罗文《墓园微风》和《鉴湖之魂》）。
法国的雕刻家罗丹有一名作《思想者》，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雕刻，但却有众多的思想者，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同样进行着深入的思考。“沉思”一词不仅是对学者们行为的概括，有的学者还常常用它作为文章或书籍的题名。思想者都是要发议论的，都是爱发议论的，言之务尽，不吐不快。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有着神圣而沉重的使命感，责任感，比之常人具有更浓厚的忧患意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常常是痛心疾首，乃至慷慨激昂，拍案而起。在这两大本散文集里，收录了不少议论性的文字，内容涉及历史与现实、国计与民生、方针与政策、社会与自然诸多方面。学者们观察深入，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尤其是针贬时弊，一语中的。孙冶方的《给钱学森的一封信》、《也评〈天云山传奇〉》，徐懋庸的《教条主义和心》，李慎之的《悼念温济泽同志》，黎澍的《如何保持思想的不断创新》，吴介民的《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舒芜的《养蛊遗法》，丁伟志的《人，就是人》，就是这类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至于丁守和写的《千夫喏喏，不如一士谔谔》、《“作民主”与“民作主”源流考》，
更是“古为今用”，促人思考了。不过，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些文章绝不属于“另类”，因为作者们大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而非“执不同政见者”或“执不同文见者”，他们是从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一贯立场出发的，用意无非是说：我们的衣服上有几点污渍，要洗干净了才显得更漂亮（也就是更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如果从年龄和学术生涯来划分，此书的150位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代：陈垣、王伯祥、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郑振铎、罗常培、董秋斯、朱谦之等生于19世纪末，是中国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第一代学者；许涤新、夏鼐、钱钟书、季羡林、何其芳、胡乔木、胡绳、唐弢、任继愈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生于20世纪10至20年代，是承前又启后的第二代；汝信、蒋和森、丁伟志、杨天石、江蓝生等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恐怕要算是第三代了。这样划分当然不一定科学，但社科院的几代（或曰几辈）学者薪火相传，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和宏大的气势，领军新世纪中国学术的主潮。第一、二代学者有如一棵棵参天大树，是我国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奠基人、开创者，影响巨大而深远。第三代学者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成果斐然，在年轻人眼里他们也是“老专家”了。
在学术演进与更替的过程中，前人总是给后人以鼓励、帮助和提携，因此也就有了后人怀念和感谢前人的文章出现。本书有一些篇章就属于这样的性质，如贺麟的《怀念梁启超和吴宓两位老师》、陈述的《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胡厚宣的《祝贺吾师彦威先生90华诞》、范宁的《狼藉丹铅送岁华——回忆朱自清先生》、朱寨的《急促的脚步——何其芳素描之一》等等。由于作者对所怀念之人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又对之十分熟悉和了解，所以这些散文具有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特点。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吴庚舜写的《悼念钱钟书先生》，文中有两个细节：一是钱先生怎样向他解释古诗“白日依山尽”，用“眼前无山”而“胸中有山”说明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二是钱先生对他们合著论文署名所抱的态度。吴庚舜提出要把钱钟书（笔名孙辛禹）的大名放在前面，而钱先生则笑着说：“你是庚，我是辛，你是舜，我是禹，我在你后面。”钱先生的博学，钱先生的智慧，钱先生的幽默，钱先生提携后辈的精神，透过这两个细节跃然纸上。
一般人对学术殿堂抱有某种神秘之感，有的甚至以为学者们在书斋里讨生活，都是些钻在故纸堆中爬来爬去的书虫书呆子，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古板呆滞、文弱多病以至性功能低下……诸如此类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学者形象”。其实，专家学者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中有喜怒哀乐，躯体中有七情六欲。学者们的精神世界是十分丰富的，也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这可以本书收录的多篇散文佳作为证。我们党的头号秀才、大理论家胡乔木并不总是撰写马克思主义长篇大论，他也写小品，议论猫和刺猬、火和水，他也为聂绀弩并非“马列”的诗“感动和振奋”并为之作序。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陈荒煤爱上了广玉兰，于光远老想着窗外的那些石榴花，汝信抱着对“美的找寻”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胡青坡从森林中受到启示，熊必俊热衷于放风筝，踢毽子，温济泽和袁可嘉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高莽恋恋不忘儿时记忆中的教堂、大海，几十年来居然画了一批作家肖像；何燕凌临轩望月，要在松风竹韵荷香中“合唱一曲友谊之歌”；“红豆才女”宗璞如今已“人老燕园”，想必她从“两边都是年轻的银杏树”中唤回了自己青春的梦？……
学者们的散文向读者敞开了心扉，缩短了学者和普通人的距离，有助于彼此沟通与亲密接触。我以为这是最有意义的，本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