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基调苍凉的纪实
作者：张宗刚
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的历史魅力，很大程度上关乎“人物”。《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称冯雪峰是一只“独栖的豹”，纵便在艰厄窘迫的岁月里，仍显示出品格的高贵和灵魂的尊严，这样的联想与比附可谓妥切传神；《韦君宜：折翅的歌唱》则称韦君宜是一只在折断翅膀后仍能振翮歌唱的鸟；《牛汉：“汗血诗人”》更把牛汉喻为血气蒸腾精气神健旺的汗血宝马，显示出传者良好的艺术感觉。
全书表现出对自由精神的顶礼。“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只见他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立在廊下，满嘴白沫，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之后，又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聚拢过来，他和大家一起聊工作，讲笑话，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说笑风生，无所不谈。”（《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铁骨铮铮的聂绀弩宁愿睡大觉，也拒绝领受首长的接见；不修边幅，旁若无人，目光锐利，玩世不恭，嗜烟嗜酒，打牌下棋，正是文坛奇士聂绀弩的行状。惟有自由的环境，才会培育出自由的思想、自由的人格。当时的人文社内充满诗酒唱和、文采风流的欢乐场景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作者每每提及此景，辄不胜神往。命运奇崛的聂绀弩一生饱经缧绁之苦，他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可谓狂狷率真，愤世嫉俗。在东方语境里，聂绀弩这种孤峰兀立傲然天外的人格，这种不为世俗摧眉、不向强权折腰的做派，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尊严和力量，这正是一种可以代代相传的大写的“人”的精神。
书中着意披露了文人的真性情。如1950年巴人被任命为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后，仍不改文人本色。一次他和各国使节一起应总统苏加诺邀请，到一个飞机场出席某盛大典礼。庆典时间很长，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巴人站得腰酸口渴，便抄起一瓶汽水撬开瓶盖，把瓶口含在嘴里仰头狂饮起来。这个有些失态的镜头被在场的美国记者抢拍下来，很快，美国《生活》杂志就登出了中国驻印尼大使狂饮汽水的“奇观”。结果他这个文人大使只当了半年便奉召回国了。（《巴人：“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楼适夷性情率真如赤子，为争一把椅子，他曾与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大吵一场，过几天则又和好如初。（《楼适夷：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样的细节，是足以让人解颐的。
书中引人注目的，不惟是冯雪峰、聂绀弩等名头响亮的人物，更有蒋路式的声名不彰却身负惊人艺业的“编辑行的圣徒”（《蒋路：编辑行的圣徒》），以及林辰式的恂恂儒者（《林辰：恂恂儒者》）。腹有诗书气自华。蒋路、林辰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而神龙明灭，不露声色，绝不披戴“大师”的铠甲和名人的面具唬人。他们的质朴、谦逊、从容、自信，博学恬淡，足令商潮迭涌时代躁动的人心趋于沉实宁静。在藏龙卧虎的人文社，正是因为有了这拨文化老人，才使后来者心中永远充满敬意和暖意。身为编辑家、翻译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的蒋路一生为人作嫁，他身上特有的那种内在的宗教精神、献身伟大事业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连同其学术造诣、工作作风，典型地体现了“人文之魂”，被誉为君子、贤者、严师、畏友。蒋路的逝世，标志着一个令人敬畏神往的“蒋路时代”的终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置身一个为稻粱谋的功利时代，似蒋路这般大音希声的高人才士，早已成为广陵散式的传奇。
作者站在史料的山峦上，生动展现了十三位传主人性的各面。有别于放情任性不加修饰的西方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和强权倾轧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多显示出的是本土特色的忍耐、挣扎和退缩，他们尤喜以自虐自残式的默默的超负荷工作来体现自身价值，求得赎罪的自慰。面对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者充分揭橥他们身上存有的光华与盲点，特色与局限。正是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作者没有咬住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道义感质询传主，没有坚执“公共知识分子”的标高苛责传主。——这样的立场和姿态是可嘉的：作者决不把自己当成万能的上帝、清洁的完人，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地揪住传主的小辫子不放，必欲其忏悔而后快。身为知识分子的王培元先生不屑于成为知识分子神话的制造者。在价值取向上，他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尤其对待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亦能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葆誉，诚为某种胸襟、气量的体现。《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一文中，面对因有意无意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始作俑者而万劫不复的舒芜，作者没有金刚怒目疾言厉色，亦不舒拳揎袖夹枪夹棒，率尔以“犹大”、叛徒的惯性思维定势对传主不依不饶、全盘否定，大兴讨伐之师；作者力求客观地展示个体在大时代中的不堪遭际，藉助个体在狂热的群体氛围中的无奈无助，更为深入地探究悲剧渊薮，绰具发人深省的力量。文章站在更高的视点上对传主进行全面分析观照，肯定了舒芜丰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如今，与他有关的那些噩梦般的往事，那些恩怨情仇，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正如烟尘一般，渐渐地消散了，并终将湮没于历史的深渊。几次和他见面，都觉得他是一个谦和的、蔼然可亲的老人。但是，在外表的平和、平淡和平静中，似乎仍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并没有完全止息。”心平气和的表述，更多带来的是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在对那个百花凋残万喙息响的具体时代的具体评说中，作者充分脱离一时一地之情境，做到了应有的公允和理性。
贯串全书的，还有一种文化的沉痛。作者写经历了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之痛，一生孜孜矻矻于鲁迅研究和出版事业的林辰先生于2003年春溘然长逝，时值“非典”肆虐期间，连一纸讣告也没有，送葬者仅寥寥数人。“2003年5月5日，在女儿芝荪撕心裂肺的恸哭声中，林先生化作云烟，飘向别一个世界。”（《林辰：恂恂儒者》）如是，全书弥漫着某种苍凉的意味。苍凉，遂成为全书挥之不去的基调。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