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身体写作的前世今生

作者：张　念

　　在写作明星层出不穷、时尚文学杂志发行量节节飙升的时候，来谈写作伦理，就会显得滑稽和可笑。不能忘记，千禧之年的“卫慧现象”，作为一个文化分水岭，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写作成了时尚产业的“新经济”。作品是作为资讯，作者是作为明星，小道消息作为传播的催化剂，假以文学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文学娱乐事件。“卫慧制造”无疑是2000年最成功的营销案例。“作者死了”在我们这里，不是作为一种解构主义思潮，孕育着新的阅读趣味，而是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结果，演绎出“文学死了”的潜台词，为消费时代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超现实文本，因为以往的经典意义的文学现实正在走向没落。这是一个财富和金钱极度匮乏的社会所必须支付的精神成本。
　　正如光与影的辨证关系，当轻慢和轻狂愈演愈烈的时候，严肃的焦虑才相应地浮现出来，而这两种事实的载体和发生地，就是身体。“身体写作”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对它的厌恶和喜好同样的强烈。一些标榜“身体写作的读本”，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打击，个人的道德清白和国家主义的管理秩序形成统一战线，启动了发行封锁的文化“免疫系统”，像防止SARS病毒一样，保护着精神羸弱容易感染的人民。而“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线索，在我们这里，和“作者死了”的哲学命题一起，同样遭遇了一种荒诞和奇怪的命运。
　　“身体写作”一方面刺激了大面积的消费欲望（阅读或者窥视），另一方面它成了一个被鄙薄的“笑话”。在商业叙事的纬度上，身体这一“人类灵魂最好的图画”（维特根斯坦语），被标签化和符号化之后，怎样才能回到其意义的本身？女作家艾云的《用身体思想》，就试图在身体迷雾蔓延的时刻，去触及写作的“身体”，就是在写作发生的现场，尤其女作家们——“幽室中的女人”，她们的身体在说些什么？
　　攫取“写作身体”的秘密，便于我们避开男权文化泼洒在“身体写作”上的污渍，走近那个做文字苦力的女人，撩起文本的面纱，那些文字背后憔悴疲惫的面孔，总是模糊不清，和时间、经历、体验、隐私、孤独、不堪怎样共谋成一个漂亮的谎言，这就是真实的“身体”。这个在深夜里苦熬，年复一年，用文字长袖善舞、同时被文字戳伤的女人。女人的身体，总在写自己，荣耀和耻辱是怎么发生的，在怎样的情景下，经由男性文化的目光，经由自身的缺陷，优雅妖娆怎么就成了轻薄下贱！还有勇气，在男人那里成了美德，成了文化圣徒，而一个“犯上作乱”的女人，则是风寒料峭，冷暖自知了。
　　文坛、江湖、嘉年华会，风骚的化石，青春的标本，写作女人和她们的男人……真正的隐私，是一种身体的疾病，隐私就是容颜不再、喧哗落尽，写作就是你致命的敌人，而不是美容精华素。身体还在，写作已经凋零，写作女人的“疾病隐喻”被艾云挥洒得淋漓尽致。
　　对身体写作的误读，源自我们习惯的空间思维，比如从一张床飘向另一张床，而身体恰恰是时间性的，欲望的命运发生了。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开篇就是“我已经老了”，多么诚实，因诚实而伟大的女人，让我们阅读到纯粹的“身体写作”。
　　是的，勇气，还有诚实，保持“身体”健康，写作才能得以延续。身体写作对应的是幕僚写作、帮闲写作，那些“无性欲的干燥思想”，“老板的语言”以及文化牧师们，当然艾云的勇气不是和“他们”叫阵，而是秉持女性主义的传统精髓。自己的写作生涯是纬线，理论素养是经线，一个思想者的批判精神是那枚闪着寒光的钩针，写作女人的自画像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